喻中

　　《皋陶谟》集中展示皋陶的政治智慧。据《尧典》记载，皋陶是舜任命的大法官。他通常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法官，甚至可以视为“法官”这种职业的开山之祖。同时，他也许还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地位最高的职业法官。他的见解并不仅仅局限于司法或狱讼，相反，他思考了那个时代最重要、最根本的政治哲学问题。有一些历史文献，把皋陶与尧、舜、禹合并在一起，统称为“上古四圣”，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的荣誉。然而，《皋陶谟》表明，他确实配得上这样的荣誉。在这篇以他作为主题的文献中，他主要论述了为政、识人、安民等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政治问题。

　　就像柏拉图写下的那些著名的对话录一样，皋陶对于这些政治问题的基本观点，也是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的。他当然是对话过程的主导者，大名鼎鼎的禹，反而屈尊地为他充当了配角，充当了他的倾听者——单是这样的角色安排，就已经烘托出某种意味深长的效果，包含了一种无言的评价。因此，《皋陶谟》的全文虽然只有400余字，却是一篇不可忽略的经典。

　　对话一开始，皋陶就提出了一个命题:“如果君主诚信地践履古代圣王的德行，就会得到贤臣的襄助，政治就会趋于和谐。”禹赞同这个说法，并进一步追问:“那么，怎样才能践履古代圣王的德行呢?”皋陶告诉他:“一方面，要慎修身，常思长久之道;另一方面，要亲九族，让大家都能理解、并进而追随君主的想法。只要慎修身、亲九族，即使行之于近处，也可影响至远方。君主要行此道，在于能知人善恶，择善而任用;在于能安顿民众，为政以安民。”

　　皋陶的政治见解，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所谓“一个中心”，是指君主的德行。这是美好政治的起点，也是美好政治的关键所在。政治是否上轨道，是否政通人和，主要取决于君主内在的德行修养，以及这种德行的外化、践履。因此，美好政治的第一步，在于提高君主的道德修养。君主的德行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就能够让他的整个宗族得到感化，亲善和谐。而且，宗族之内的每个人，又可以进一步影响与他们相联系的其他人。因此，君主的德行，虽然只能被君主身边的人直接感受到，但是，君主身边的人却可以把这种德行向外部、向四夷、向天下不断地传递、扩散。这就是皋陶的政治哲学的神髓。它与《尧典》叙述的唐尧的政治哲学，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认为，君主是政治的发动机，是政治的第一推动力，他们都把君主的“内圣”作为“外王”的依据。这样的政治哲学，构成了中国数千年政治哲学的主流，一直到清朝末年，才逐渐衰歇下来。

　　如果说，君主的德行作为“一个中心”，可以归属于实体性的政治问题，那么，与之相对应的“两个基本点”，则可以归属于程序性的政治问题。因此，在君主践履古代圣王的德行的同时，要实现美好的政治，还有待于两种程序性的方法，一是识人，二是安民。所谓识人的方法，主要用于选拔官员。所谓安民的方法，主要用于治理庶众。

　　皋陶关于识人与安民的设想，足以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运行图:既要发挥君臣的德行和主观能动性，同时也要注意建章立制。强调君臣的德行，以及这种德行的发挥、外化，不仅增加了政治的正当性依据和道义基础，而且还可以为世俗的政治实践赋予形而上的意义和价值，这些具有超越性的意义与价值，既安顿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同时也孕育了中国早期的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强调建章立制，主要在于完善政治的运行制度、运行技术、运行规则，可以归属于政治的形而下的部分。这些“五伦”、“五等”、“五罚”，开启了中国早期的政治科学与法律科学。政治哲学面向主观的人，关注人的德行;政治科学面向客观的法，关注制度与技术。在皋陶的论述中，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表达。

　　在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观念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早年强调哲学家之治，晚年强调法律之治。在中国思想史上，由子思、孟子一派所开创的心性儒学，主要强调“内圣”对于政治的决定作用;比较而言，公羊学派更多地强调制度对于政治的决定作用。这些“轴心时期”的思想巨人，大多在人与法、心与物、德行与制度等等二元划分中作出了非此即彼的选择。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早在“轴心时期”之前，在更古老的皋陶的叙述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人之德行与法律制度的结合对于文明秩序的积极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确实出现过一个美好的“三代”，如果“三代”时期确实有一个皋陶，如果《皋陶谟》确实体现了皋陶的思想，那么，皋陶的政治思想很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三代”时期的政治实践。在中华文明的初始时期，如果说政治领袖是尧、舜、禹先后担任的，那么，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导师，也许就是皋陶。也许正是因为皋陶的这种不可替代的思想地位，在“虞书”的多篇文字中，皋陶都出场并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因此，不论《尚书》各篇的真伪到底如何，流传至今的尚书文本中的这种安排，必然隐藏着中国早期文明在逻辑上真实的某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