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走进新一轮5年规划期，城市规划再一次奏响“国际化”狂想曲。全国200多个地级市中竟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日前，深圳市发布了推进国际化城市建设行动纲要，提出到2050年，建成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化城市。2010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外国问题研究所课题组预测，到2050年，北京可跻身世界城市行列；上海也已提出，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对全国183个地级市要建“国际大都市”，天下人都知道，开心就好，不必当真。相对而言，北京、上海、深圳似乎更有谈论国际化的资格。但北京市社科院课题组对北京国际化的分析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他们只把北京与世界上国际化城市进行点对点的比较，而完全忽略参与比较的城市与所在国家发展的协调关系。伦敦是英国的伦敦，北京是中国的北京。如果我国在2050年还不能成为世界发达国家，京沪鹏是不太可能去“中国化”成为国际化城市的。

　　我国的总体发展战略口径是，到2050年，进入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即便是整个国家现代化步伐发展很快，新农村建设的完成也要到2050年前后。一个世界中等发达国家里会有世界级的城市吗？京沪鹏三市城市国际化的谋划，都忽略了整个国情的匹配，是“城市人的政府”的城市中心政策偏狭思维的典型表现。

　　如果单从城市物质建设的外壳上看，京沪鹏已不逊于发达国家的城市，但与“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不协调的是，“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当美国因为中国的城市现代化而不愿意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时，我们会反驳他们为什么不看看中国的农村。而当我们自己在追求城市国际化的时候，却也没有用同等的政策着力来描绘农村国际化示图。假如2050年中国的农村能达到今天美英日的农村水平，那京沪鹏才有可能和纽约、伦敦、东京在同一国际线上。

　　北京市社科院课题组通过对北京在经济、文化、社会、城市发展几个部分与世界城市比较时发现，北京在“社会”部分差距最大。这恰是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局部反映。大量失地又无法容入城市的农民，以及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存在，都会给城市的发展加负。解决城市的“社会”矛盾就须要解决中国整个社会的矛盾。一个城市无论有多强的经济基础和财政保障力度，都不可能脱离国家形态和社会整体不发达的现实，能在“社会”的质感上比肩发达国家城市。若把现在的北京搬到英国，她很快就是伦敦；而把伦敦搬到中国，她就变成现在的北京。

　　当下的富人出国潮明白地告诉我们，穷富必须同济共荣，否则，富人是没有安全感的。城乡发展同样需要协调共生。京沪鹏分别有实力承接奥运会、世博会、世界大运会，但为了开好奥运会和世博会，全国各地都在提前帮着做维稳基础工作。深圳被世大运会搞得草木皆兵，排查清理了8万治安“高危人员”，后又以追究刑责相恫吓，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开个会都这么难，自己国家的人还要东躲西藏，这样的城市还能自说自话地谈国际化么？

　　新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积累一度依靠对农业的剥夺，先富的城市在反哺农业上应给力感恩。但发展的城市时时表现出原部落心态和傲慢戾气。“北京看全国都是基层、上海看全国都乡下、深圳看全国都是穷人”。连自己国家的人都难以相容，却要张开双臂拥抱外国人，这样的国际化城市不过是“租界”城市。所以，在谈城市国际化之前，我们得先好好搞清楚一个问题，你这个城市是不是能让任何一个国人都呆得舒心的中国化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