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瑜

　　李启龄91岁了，思路清晰，记忆似乎没有经过岁月侵蚀，但问起她帮助过多少个孩子上完学，她连连摆手：“这个我记不住”。10年前，李启龄在徐汇区枫林街道发起建立了一项帮困基金，这笔基金在设立之初帮助过街道的老人，也救助过街道里的贫困学生，现在定向捐助给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少数民族特困生，至今已帮助50多个学生完成学业。

　　李启龄不是所谓的“大户”，从湖南支内回来的她一个月工资不到两千。但“救助困难学生”，早已成为她生活里的一项重要内容。最初她只是一个人出力，搬到枫林后，她拉上街道侨联的朋友一块捐，形成了今天的助学帮困基金。10年来，每年往基金里注入一笔资金已成为她的习惯。

　　儿子去了，我就再培养几个孩子吧

　　李启龄出生于书香门第，家里一屋子读书人。助学，为社会多培养几个可用之才，这份真心上面堆叠着一层又一层的记忆片段。

　　上海孤岛时期，李启龄正是上大学的年纪，一段求学经历也因为动荡的时局波折起来，最初升入的沪江大学被日军占领了，一帮女学生只好逃到外滩附近的一家商场里继续开课，当时社会乱象丛生，每天的上学路都是一部惊险片。“国家强了才不至于这般受人欺负”，看着楼梯里一副副挺不起筋骨的“香烟衫”，李启龄心里感叹，救国还是要靠教育，人都不强，还能强什么呢。几年后，李启龄从圣约翰大学教育系毕业。

　　从当教师到去湖南支内，再到退休回沪……辗转的前半生，李启龄最大的骄傲就是自己的独子。在她这个母亲的眼中，儿子近乎完美，头脑聪明，又知礼数，大学毕业后，儿子去了美国找深造的机会，冲破学历不被认可、面试、试学等重重关卡，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免疫学专业的学生。几年过去，李启龄的儿子已经是一个实验室的带头人，一切都向着理想的方向发展。

　　不幸的是，儿子38岁那年患了胰腺癌。已经退休的李启龄赶紧飞去美国，照料了6个月，儿子就去了。

　　“我觉得好可惜”，李启龄从美国回来后就在想，英年早逝的儿子没能为国家效力，那就再多培养几个大学生吧。

　　修地板的钱成了三个大学生的资助金

　　那一年，李启龄刚搬到动拆迁分配的新房子。房子一切都好，只是地板毛毛糙糙，一段黑一段白，看起来不像回事。

　　“将就一下好像也能用”，老太太请来几位街道侨联的老朋友到家中做客，想让他们帮自己拿拿主意，当老朋友一句“不拆也可以用吧”传到耳朵里，老太太乐了，“这句话正中我心意”。李启龄把准备修地板的3万元钱变作了助学款。

　　3万元钱给谁用？有人劝李启龄直接把钱捐给慈善机构了事，老太太却不肯，“我要培养人，出了钱不培养学生的事我不干”。

　　受资助的学生也要严格挑选：“大一的不要，刚考来的学生不一定都是来读书的，我要找出品学兼优的学生资助；另外我也要interview（面试），与每个受助的学生签约，每个学期的成绩单都要寄给我看看，不肯读书的就不继续资助了。”

　　一番寻找，上海理工大学三个农村考来的学生成了李启龄的首批资助人。“我常把三个小朋友叫出来开个茶话会，不传知识，这个学校已经做了，我只教做人。”

　　第一堂茶话会被李启龄安排在了肯德基，内容很简单——被三个“小朋友”围着的李启龄在桌上比划了一个“人”字：“一撇加一捺，有了支撑，人才站得住；第二要孝敬亲老；第三，能力大，做大事，能力小，就做点小事，你们都比我学问高，将来做的事情肯定比我厉害。”

　　“李嘉诚能捐助一个大学，我也可以多帮几个学生”

　　住到枫林后，李启龄被街道叫去做了侨联主席。侨联是个清水衙门，即使是“主席”，实际也是个义工，李启龄每年还要倒贴1000元进去做活动经费，街道里的侨眷都乐意跟这个“李大姐”交朋友。

　　看着枫林这么多的学校，身边活跃着这么多的热心朋友，李启龄又想“助学”了，她准备把身边的侨眷朋友都拖到助学的队伍里来，多帮几个人。

　　第一个被瞄上的是侨联里的一个“大财主”，一次侨联活动，李启龄直接上前游说：“咱们两人搞个帮困基金吧，我出2000元，你出2000元。”“大财主”欣然答应，最初只有两人参与的助学帮困基金就这么成立了。基金运行至今已有10年，帮助了50多个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少数民族特困生完成了学业，许多人已经开始在家乡、在边疆行医。

　　捐款助学，李启龄出手阔绰，但走进她的家，却发现老人生活十分清贫。李启龄幽默地说，她的家里可以“考古”：已经退出市场不知多少年的旧冰箱，有些年岁的藤椅用白绳一圈圈扎牢，擦鞋的“地毯”前身是破旧的毛巾，防尘罩是废弃的床单……“不宽裕，但过得去。一天到晚盯着那孔方兄没啥意思。穷要穷得有骨气，富要富得有作为，人家李嘉诚可以捐助一个大学，我李启龄也可以多帮几个学生。”李启龄说，“世界上总要有傻人，我就是那个傻人。”

　　本报记者刘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