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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挑战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16日08:30  东方早报

  编者按: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新书《有关中国》(On China)即将在明天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基辛格回顾了他与中国交往的历史过程,也对如今的美中关系、中国走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下为根据华尔街日报刊载的《有关中国》部分章节的翻译版,有删节:

  亨利·基辛格

  社会和民族总认为自己可以永恒,那些有关起源的故事也被它们珍视。而中华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她似乎没有源头。中华文明的出现有别于传统,她更像是一种亘古不变的存在。在关于黄帝这位被中国人崇敬的传奇祖先的传说中,中国就已经存在了。

  黄帝作为一个奠基者名垂中国历史,但在神话里,他只是重建而非开创了一个帝国。中国的历史要更早,一个已经存在的国家只需要重建和修缮,而不是再创造,黄帝的历史意义正在于此。

  通常,中国统治者倾向于把事物联系起来看:正义和邪恶,近与远,强力和孱弱,过去与未来都是相互连结的。与此相反,西方人将历史视为由一系列正义对邪恶和愚昧的完全胜利组成的。相比起这种观点,中国对历史的传统观点是将其视为一个衰败和兴起的循环过程,在这个循环里,自然和世界可以被理解,但不能被完全掌控。

  在中国先哲眼里,世界永远不会被征服;聪明的统治者只能希冀可以顺势而为。没有什么“新世界”,也没有可供人们赎罪的彼岸,中国就是希望之地,而中国人已经生在其中。中华民族的福荫理应传扬到周边国家那里。但是这种以中国的方式冒险漂洋过海教化“野蛮人”的办法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荣耀,天朝的风俗文化显然远远没有影响到遥远的蛮夷们。

  ※※※

  数年来,中国遭遇现代的、西方设计的国际机制的历程在中国精英中激起了一种特别的倾向,他们投入大量杰出彻底的分析来争论他们的国家命运,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全面战略。

  事实上,世界正经历一个全民对话的新阶段,这个对话关乎“中国力量、影响和抱负的实质”,自从西方撬开中国的大门之后,这个对话就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这场国家命运争论的初级阶段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应该向外寻求纠正其弱点的知识,还是向内,远离这个肮脏的、但技术上更强大的世界?而目前的争论阶段,是基于对以下事实的认知:中国自强的大事业已经成功,中国正赶超西方。这场争论试图定义一些中国应该如何与这个世界互动的规则,这个世界——即便在许多中国当代自由派国际主义者看来——是曾经严重错误看待中国的,而中国现在正从它曾经施加的掠夺中恢复过来。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去年的新书《中国梦》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必胜主义者”思维的例子。在刘明福看来,无论中国怎样承诺“和平崛起”,美中关系的冲突依然是固有的。两国关系就是“马拉松竞赛”和“世纪决斗”。另外,两国的竞争可以说是一种零和竞争,一方若是完胜,另一方那就是屈辱的失败。

  尽管无论是中国的必胜主义者还是美国版本——中国的成功崛起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地位注定不能和谐共处——都没有被两国政府所支持,但它们却提供了一个很现实的思潮。如果这些观点被其中任何一方采纳,中国和美国将很容易陷入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中国将推动美国势力远离其周边,越远越好,限定美国海军力量的势力范围,减少美国在国际外交中的分量;而美国则会设法联合中国的邻国对中国的主导形成一股平衡力量。双方必定都会强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种相互作用力会更加复杂,因为威慑和先发制人的力量在双方间都不是对称的。美国更注重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而中国则在心理影响中占优势。迟早有一方将会作出错误判断。

  这个问题最终将归结为美中双方能切实地向对方要求什么。美国有一份毫不隐瞒的计划,发动亚洲国家遏制中国,或为了意识形态而建立一个民主国家集团,这都不太可能取得成功,这部分是因为中国是其大多数邻国的必不可少的贸易伙伴。同理,中国如果也试图将美国排挤出亚洲的经济和安全事务,也将遇到来自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抵制,因为这些亚洲国家都害怕地区主导权落入单一国家手中。

  对于美中关系而言,最恰当的标签或许不是伙伴关系,而是共同进化(co-evolution)。这意味着两国在实践国内目标的同时,寻求可能的合作方向,适时调整双边关系以减少冲突。虽然双方不可能支持对方的所有目标或者说假定认清对方的利益,但双方都在试图辨别和发展彼此互补的利益。

  人权问题将在双边关系中显现重要性。美国忠于对人的尊严和对政府普遍参与的基本原则的承诺。由于现代技术的进步,这些原则将不会局限于国家的边界。但经验表明,通过对抗将此强加于人将会弄巧成拙,特别是面对拥有丰富历史眼光的国家,比如中国。历届美国政府,包括现任的奥巴马政府的前两年,充分地平衡了长期的道德信念与基于国家安全要求而做出的个案改变之间的关系。这个基本方法仍然奏效,怎样实现必要的平衡是双方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挑战。

  在四十年前,美中首次恢复建交时,双方领导人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们有强烈的意愿,将眼界不仅仅局限于当下具体的议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得益于两国此前长期孤立的历史,因为这意味着两国之间当时几乎没有短期的日常议题,这让上一代领导人能够腾出手来讨论他们的未来,而不是他们面临的即时压力,从而为一个没有美中合作就不可能成功的世界奠定了基础。

  >>>下转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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