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这天，在重庆举行的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表示，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

　　张军副院长的表态被网友理解为“醉驾未必都入刑”，并引发了广泛争议。最高法院是不是要给醉驾入刑“留口子”？应该如何把握定罪量刑的标准？这是不少人的疑问。

　　“张军副院长的说法没有问题，公众的疑惑也有一定道理。之所以有‘误解’，还是因为这个问题专业性太强。”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对记者说。

　　院长提醒法官谨慎办案

　　黄京平指出，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醉驾犯罪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抽象危险犯”，也就是说，只要醉酒驾车，不管是否造成严重后果都算犯罪。而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的表述，依据的是刑法第13条。这一条规定了犯罪的概念，并明确，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刑法第13条的规定属于总则，而新增的危险驾驶罪属于分则，所有分则的适用都必须受总则制约。”黄京平强调。

　　在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陈泽宪看来，中外刑法很大的一个区别在于，国外对犯罪的界定较宽泛，而我们很严格。“在我国，一些违法行为不算犯罪，用行政处罚来惩处就可以了，而一旦认定为犯罪，都比较严厉”。

　　虽然刑法没有规定犯罪情节，但实践中对入罪情节作出严格限制，其实早有先例。例如，我国刑法没有规定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等罪名的构成情节，多年前，司法机关就通过司法解释等明确了具体的入罪条件。

　　“刑法是惩治犯罪的最后手段，不得已才用。司法机关采取谨慎入罪、严格入罪的态度，也是为了最大程度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黄京平说，“我理解，张军副院长的表态是一种善意的提醒，提醒法官谨慎办案。实践中确实可能存在醉驾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况，就不宜定罪。”

　　刑法和道交法还需衔接

　　一位在郊外游玩的老人突发疾病亟需治疗，却联系不上120也打不到出租车，周围只有一个人会开车又恰好喝了酒，怎么办？如果这个人冒险驾车送医被查出酒精含量达到醉驾标准，是不是要定罪判刑？

　　“新闻媒体上还没有这样极端案例的报道，但如果真遇到这种案子，可能公众和网民的态度又变了。”黄京平说。

　　立法机关把醉驾写入刑法，是为了加大惩治力度，遏制这类违法犯罪行为。之所以产生争议，部分原因在于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比较原则，还有细化空间。在国外，许多国家对危险驾驶犯罪都同时设定了“危险犯”和“结果犯”，在“危险犯”中也根据危险程度作了不同规定。比如根据德国刑法，故意危险驾驶而没有造成危险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危及他人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的，则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在人群稠密的道路上醉驾，和在人烟稀少的郊区道路上醉驾，危害程度肯定不一样；不同的人酒精耐受力也不一样，每100毫升血液里酒精含量达到80毫升和达到300毫升的醉驾，危险程度肯定也不一样。”陈泽宪认为，现实生活中千差万别，不可能用刑法上的一条规定来“一刀切”。

　　他建议，在修改后的刑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之初，应该非常慎重地处理案件，同时尽可能多地搜集案例，区分不同情况。“将来应出台指导性案例或者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裁判尺度”。

　　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

　　著名刑法专家、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铭暄认为，最高法院副院长称“情节显著轻微可不追究刑责”，但什么情况下属于“情节轻微”并不好判定。因没有一个客观量化的标准，不但老百姓理解起来有困难，对办案机关来说也不好裁量。如果都由法官来判定情节严重还是轻微，其裁量权也显太大。如果醉驾入罪不以酒精量为唯一的判定标准，应需要有正式的司法解释。

　　“我们不是法律专家，弄不明白那么高深的法律问题，也没这个必要，只需司法部门说清了什么样的醉驾才入刑即可，不要一会儿看血液酒精量，一会儿看事故‘流血量’。只是要清楚，酒精量把关不严，流血量肯定会上升。”有媒体人士评论说，希望应该出台更详细的司法解释，同时还应该约束权力、强化监管。

　　（综合新华社、光明日报、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