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大义灭亲的问题上，法律是否违背人伦，是否强制推行道德，问题并不出在亲属抓犯罪嫌疑人算不算自首，能不能作为酌定减刑的依据，而在于当亲属真的不愿大义灭亲时，有没有选择沉默的权利。因此，在当下中国的刑诉制度中，引入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沉默权才是当务之急

　　□唐娜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在不明知的情况下被亲友带领侦查人员前来抓获的，不宜认定为自动投案，但对这种“大义灭亲”行为应充分肯定，量刑时可以酌情从轻。在该意见出台之前，河北省高院曾推出过类似的司法举措，该院的文件规定，被告人亲属举报被告人犯罪，提供被告人隐匿地点或带领司法人员抓获被告人，以及有其他协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抓获被告人情形的，可以酌情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20%以下。然此举一出，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这一司法政策之所以引起人们热议，问题在于这一司法政策背后所隐含的价值观念冲突。赞同者认为，此举意在鼓励亲属大义灭亲，同时降低成本，提高办案效率，旨在一举两得。批评者大多认为，此举措鼓励亲属相互揭发，离间亲情，故此举措并不合理；同时，对于亲属间检举揭发之行，我国刑法并无可减轻处罚之明文规定，故此举措并不合法。以亲属间大义灭亲作为减轻处罚的理由，这其中还蕴藏着更为深刻的法理，即能否通过法律推行某种道德，以及我们在制度上如何推进道德。

　　事实上，无论是大义灭亲还是亲亲相隐，均有典可循。据《左传·隐公四年》载，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将试图谋反叛乱的亲生儿子石厚亲自处死。对于石碏之举，史学家左丘明赞叹道：“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石碏为维护正义，不徇私情，为世人传颂至今，“大义灭亲”一词正是出此典故。然而，与《左传》同时期的《论语》中却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中国历代王朝以孝道治天下，将“亲亲相隐”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规定下来，允许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犯罪行为。可见，无论是大义灭亲还是亲亲相隐都有其道德和伦理上的根据，只要是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统治者均会对大义灭亲或者亲亲相隐采取鼓励或者宽容的态度。为维护正义不得徇情枉法是执法者的道德，为亲情关系相互隐匿是亲人间的道德，对于此种价值判断，我们很容易陷入人言人殊的相对主义困境，为此，法律应该推行何种道德呢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法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德国法学家耶林曾经形象地把它比喻成法学的好望角，是一个既无法回避又危险丛生的问题。一般来说，不同的人群存在着不同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认同，价值多元、诸神共舞的现代社会更难以形成统一的道德观念，现代法律更不能将某个群体的道德标准强制推行给另一群体，这不符合法治社会所提倡的自由、宽容的现代价值。但是，无论是多么自由宽容的社会总会存在着人们一直认可的底线道德，否则社会秩序将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为实现社会有序，淳化社会风尚，法律应当以家长的姿态强制推行底线道德，这是通过法律实现社会控制的公共职能之一。对于某些道德上的禁忌，甚至应不惜采用刑罚的手段对个人的道德自由实行法律上的强制，因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当然，法律对道德的强制执行仅仅限于义务道德或者公共道德，对失德行为的强制要以该行为妨碍他人和损害公共利益为限，否则会导致对个人自由的侵害。可见，法律对道德的推行是慎之又慎的，因为，法律是通过国家公权执行的，一不留神就会侵入公民个人的私域。

　　美国法学家富勒曾经将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种类型。前者体现社会生存的基本要求，是社会生活要求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或者不能打破的禁忌，否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后者是社会所提倡的美德与善行，使人类能力得以充分实现的道德。一般而言，义务道德是道德和法律共同覆盖的领域，是可以通过禁止性的法律强制执行的底线道德，而愿望道德则属于不受法律规范调整的领域，愿望道德只能鼓励和提倡，违背愿望道德甚至不会受到谴责。“大义灭亲”之所以能成为世人所传颂的美德，是因为此举常人望尘莫及，为国家利益与社会正义不徇私情，是封建时代统治者为稳固统治所提倡的美德，可以归入“愿望道德”的范畴。因此，大义灭亲不能为法律强制推行，否则就是法律对道德的绑架，“法律不强人所难”，对于违背常情常理的行为，法律必须坚守自己的领地而不能越雷池一步。

　　那么，法院部门的举措是否构成了法律对道德的强制推行呢？从法院部门的规定来看，两级法院对“大义灭亲”行为的规定都是作为“酌情”减刑的依据，并非将抓获或者举报犯罪嫌疑人作为家属的义务，也就是该规定属于倡导性规范而非命令性规范或义务性规范。根据此规定，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完全可以自愿选择“大义灭亲”或“顺其自然”的态度，只是如果选择前者，则受到法律的肯定或鼓励而已，此规定其实旨在鼓励“大义帮亲”而非“大义灭亲”。事实上，法律对道德的推行是毋庸置疑的，而关键在于如何推行。“愿望道德”虽不可强制推行，但是，通过倡导性规范对公民行为予以引导，以推行较高层次的“愿望道德”，并未形成对公民自由的强制，反而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法院的规定无可厚非。

　　“亲亲相隐”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是中国古代礼法交融的特有产物，将倡导亲情孝道的儒家伦理引至国家刑事司法活动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法律闪耀着灿烂的人性光辉。“亲亲相隐”原则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的瑰宝，已经被域外法律所继承，被作为“容隐权”为某些国家的刑法典规定下来，例如英美法中，夫妻享有拒绝透露和制止他人透露只有夫妻之间知道的情报和信息，也不能强迫夫妻对其配偶作不利的陈述。

　　尽管“亲亲相隐”并未在当下中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我国刑法禁止“亲亲相匿”，即严禁亲属间包庇犯罪、转移罪证等帮助行为。但是，我国刑法对亲属间出于亲情“隐而不举”的行为也给予充分的宽容，体现出立法者对人性和人情的充分尊重。在大义灭亲的问题上，法律是否违背人伦，是否强制推行道德，问题并不出在亲属抓犯罪嫌疑人算不算自首，能不能作为酌定减刑的依据，而在于当亲属真的不愿大义灭亲时，有没有选择沉默的权利。因此，在当下中国的刑诉制度中，引入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沉默权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