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的历史进程，在实践中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重大转型，在理论上实现了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两次飞跃，中国共产党90年间积累的丰富经验是一笔巨大财富，把它们总结起来会给党以巨大的推动力。对于党的丰富经验，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列出若干条，但最重要、最根本的经验是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这关系到党的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为此，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讲师团基地编写了这个问题的宣讲材料，特刊登出来以供读者参考。

　　“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树立正确政绩观，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以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意义深远而重大。

　　一、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对待人民群众的问题上，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关心群众，爱护群众，顺应群众意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向群众学习，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积累了的许多成功的经验，党重大历史决议和文件对这些基本经验都进行过概括，但最根本的经验是：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依靠人民群众。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变革，最终也是由人民群众决定的。因此，毛泽东深刻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坚信，“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只会被我们所压倒。”。而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二是建立人民政权。所谓人民政权，就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早在苏维埃时期，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就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由他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1954年，由他主持，一届全国人大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了建立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毛泽东提出，首先，政权机关由人民选举产生。他十分注重建立和健全民主选举制度。譬如，在苏维埃时期，他强调“必须实行苏维埃选举的群众化”。使他们认识到“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选举苏维埃代表是群众最重要的权利”。其次，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人民主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现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因此，“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再次，人民政权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三是保持公仆本色。国家机关及其国家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得出的一个著名原则。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一原则。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就要求苏维埃“必须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于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为了防止人民“公仆”变为人民“主人”，防止执政后出现特权阶层，他强调执政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要保持公仆本色。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提出：“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他号召“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并告诫人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四是接受人民监督。为了使人民政府成为廉洁高效的政府，使政府工作人员成为勤政廉政的人民公仆，毛泽东强调加强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他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在苏维埃时期，他就号召群众监督政府：“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和缺点之权。”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向毛泽东提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人民监督方面，除了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毛泽东十分重视舆论监督，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要求“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刊上展开对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1953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

　　尊重农民自己的选择权。我国改革是从建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的。农村改革的根本经验就是：尊重农民自己的选择权。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土地承包权。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如何去发展生产力，采取何种形式，当地农民最了解实际，最有选择权。土地承包，这个发明权就是农民的。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率先在土地承包的责任书上摁下了血红的手印，当年即战胜秋旱夺得创纪录的丰收。就在安徽人民惴惴不安，土地承包在全国推行受到重重阻力的时候，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支持，把土地承包概括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对全国的指导。现在回过头来看，正是由于尊重了农民自己的选择，总结了农民自己的创造，才有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生产经营自主权。邓小平指出：“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下放给农民”。“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成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有了自主权，就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农村发展市场经济也就有了基础。所以，在整个农村改革中，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始终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说，让农民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市场需求，自主安排种植和选择生产经营项目，只要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农民种什么，怎么种，经营什么，怎么经营，由他们自己选择和自主决定，任何人不能“瞎指挥”，强迫种这种那，经营这个经营那个。三是择业自由权。农民择业自由，既包括离土不离乡的择业自由，又包括既离土又离乡的择业自由。就前者来看，一些农民已跳出土地和农业的局限，办厂子，搞工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人们当时没有预料到的。党中央及时肯定农民的伟大创造，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方针，制定了支持政策。乡镇企业的发展，又推动小城镇的崛起。进而促进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大批农业富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开拓了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现实道路和农民就业的广阔空间。就后者来看，农民择业自由还表现在外出打工的“民工潮”上。农业富余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由农村流向城镇，在小城镇不能完全容纳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流向大中城市。这是农民自发选择的一条通向城市化的途径。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并带动了户籍、就业等方面制度的改革。只有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将占人口80%的农村人口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迈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四是收益分配权。要切实保障农民合法财产权益，凡是法律和政策范围之外，一分钱也不允许向农民索取，农民的钱怎么花要由农民自己作主。就是说，必须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必须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农民问题说到底是个利益问题。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们跟谁走，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不是听你说了什么，而是看你给了什么，是否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能否给农民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决定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以至决定农民的政治取舍。所以，农村改革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充分保证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的改革思路和政策原则，这就走对了路子。农民最满意的也就是这两条：一条是去掉了“瞎指挥“，有了生产自主权；一条是打破了“大锅饭”，多劳多得。自主权加上实惠，才激活了农村沉睡多年的生产力。

　　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范畴，主要是指物质和经济利益，并不包括政治、文化利益。然而，在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格局下，江泽民同志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范畴以更加丰富的内涵。他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具体来讲：一是经济利益。这是指人民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利益的阐述是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和完全按劳分配的前提之下的，这种状况下的人民利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一元性。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迅速发展，打破了过去单一公有制的格局，分配制度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虽然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基本一致的，但人民内部的具体利益却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是马克思生前所未曾预料到的新情况。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根据我国所有制发生的新变化，科学地阐述了现阶段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科学界定，使多种经济成分由过去的补充地位跻入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使这个阶层的人们消除了“另册”心理，从事经济活动有了更高的积极性。基本经济制度决定分配制度，现阶段我国的分配制度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既坚持效率、又注重公平。江泽民同志对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科学论述，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绝大部分人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也兼顾了其他社会阶层的合法利益，为正确处理我国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关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二是政治利益。这是指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中政治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权利的行使。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但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的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却长期没有明确的界定。社会上有人把他们列入中产阶级的范畴，受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思维定势的影响，人们对他们正当合法的利益所得常有非议，极大地影响了这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界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是江泽民同志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客观需要出发得出的重要结论，江泽民同志还进一步从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角度出发，对正确认识这部分人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利益所得及政治态度作了令人信服的阐述，消除了过去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对于调动这部分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维护他们的合法正当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三是文化利益。这是指人民群众教育科学水平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江泽民同志指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是实现人民文化利益的有效途径，要“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和享受文化成果的充分权利。”首次提出了实现人民的文化利益问题，这是富于理论创新精神的新提法。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同时，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实现人民的文化利益。四是指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互为前提。经济利益具有基础性决定性意义，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则是经济利益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反映，也不可或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经济利益不断得到满足，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需求就日益凸显出来，在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中，他们头脑中虽然也有群众利益，但仅仅把它局限在收入的提高和“硬件”的改善方面，根本没有群众的政治、文化利益这根弦。因此，怎样在努力维护人民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好地维护人民的政治、文化利益，是我们实践“三个代表”、维护人民切身利益需要着力探讨和解决的一个新问题。

　　遵循执政党的建设规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突出强调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遵循了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普遍规律，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抓住了新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根本。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的问题，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做出了新贡献，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民心向背律、法定程序律和能力适应律。具体来讲：一是民心向背律。这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尽管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性质不同，但是其执政的基础都离不开人民大众。西方理论一般用“主权在民”的提法，我们的提法是“执政为民”。可以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最重要最根本的执政规律。从当年毛泽东提出“立党为公”，到邓小平的“领导就是服务”，从2001年江泽民提出“执政为民”，再到胡锦涛进一步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就是这一执政理念的生动体现，它阐明了党的执政目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是共产党执政的本质，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执政的根本区别；以人为本，蕴含了执政为民的理念，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坚持立党为公，就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执政为民，就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法定程序律。执政活动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正当的程序才能产生合法效力，规范化的政治过程才能产生公众接受的结果。执政党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施政，这是执政活动获得公信力的前提，也是获得长期社会支持和群众拥护的重要条件。对西方国家实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由于国情不同我们绝不能照搬，但他们的施政程序比较规范，运行比较稳定，并已形成制度，却是可以借鉴的。可以说，依宪执政、依法施政也是共产党不可或缺的执政规律。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但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法律保障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依法治国需要建设法治型政府，而民主宪政是现代法治的最高形态，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保障，这就要确立民主宪政观念、弘扬民主宪政精神、实施民主宪政制度；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多路径来推动，党内民主、政府改革、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基层民主、民主宪政等，每一种路径都能够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也需要建构服务型政府，以真正实现市场经济运行的人本化、政府权力运行的人本化、制度建构与制度运行的人本化的有机统一。三是能力适应律。一个政党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取决于政党的执政能力和形象。其执政能力要能够适应外部复杂环境的挑战，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主要体现在内政外交等政策和决策是否正确，能否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能否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保持社会稳定；其执政形象既体现在政绩上，也体现在党员和党的干部，特别是在政府中任职的党员的工作作风、道德水准、人格魅力上。可以说，执政能力建设、执政理论创新同样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题中应有之义。科学发展观赋予了党的执政使命：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共产党执政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要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这就是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衡量党的执政成效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党及党的领导干部执政能力高低的重要尺度，要在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又通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落实。纵观政党政治的特点和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政党的性质不同，作为执政党都要遵循这些共同的规律。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民主执政就是对民心向背律的回应，依法执政就是对法定程序律的回应，科学执政就是对能力适应律的回应。这三大规律和三大原则要求我们党严格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进行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科学决策，使我们党的主张和各项工作更符合民意，更符合程序，更符合规律，更富有成效。

　　二、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在脱离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面临的最大危险。总的来说，目前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状况主流是好的，人民群众对党群关系状况的评价总体上也是肯定的，但是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党群干群关系仍存在不少问题，呈现出许多新特点，需要我们高度关注、认真对待。

　　在权力运用上存在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党成为执政党，掌握了政权，有了调动全国人、财、物等资源的权力，而且权力之大、可调动的资源之多，都是未执政前无法比拟的。大批党员、干部担任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领导职务，手中都掌握了这样那样的权力。党的地位的变化，党员和干部的地位的变化，对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都是一个新的极大的考验，也给执政党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党的各级干部是否真正懂得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能不能正确地运用手中的权力。问题主要出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力赋予观上错位。应当指出，目前一些党员干部的权力观是错误的。例如厦门市委党校在部分领导干部中进行问卷调查，64%的人认为权力的获得取决于领导的赏识，“权力是领导给的”；30%的人认为领导赏识与个人努力各占一半；5%的人认为靠个人努力；认为权力的获得取决于群众认可的只占1%，一些“官路”不正的人甚至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是“苦心积虑得来的，千辛万苦挣来的，劳命伤财换来的”。同时，党内滥用权力的现象也很突出，许多受处分的“一把手”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的一些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存在不正确的权力观。二是权力行使观上扭曲。种种歪论可归纳为：坚信“有权就有了一切”，因此“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抱着“谁的权力大，谁就拥有真理”的心态；认为“权力是一种资本，可以用来与金钱、美色、人情作交易”，于是对权力“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白用谁不用”；主张权大于法，一旦“大权在手，就得我说了算”；认为“权力越大，利益就越大”，只讲好处，不讲责任；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把党性原则抛到脑后；自以为“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老子的权力，“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信奉“官要跑”，不是去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而是一味地去讨上级的赏识；片面理解“无为而治”，其结果是该管的不管，该批评的不批评，该处理的不处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旦大权在握，就大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封妻荫子。三是权力的异化。这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异化形式主要有：将权力私有化，一朝权在手，便把私来谋，有什么权就用什么权来捞取好处，干什么事就以什么事谋求私利；将权力关系化，有的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送人情，拉关系，安亲信，结帮派，搞团团伙伙，编制关系网，从中互相利用、互相保护、互谋私利；将权力特权化，有的人官做大了，就视自己为特殊党员、特等公民、特权人物，依仗权势，作威作福，工作上讲排场，作风上摆架子，接待上论规格，待遇上搞攀比，法纪上闹特殊，甚至三亲六故也享受特殊待遇；将权力商品化，有的将自己掌握的那部分权力当作市场中有价买卖的“商业筹码”，搞幕后交易，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将权力资本化，有的把手中的权力当作赚取更多利润的资本，搞权力入股、权力集资、权力炒股、权力分红，试图用权力为自己积攒更多的资本。以上在权力运用上所存在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主观上讲，是由于人们对权力现象的理解在认识上发生了偏差，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从客观上讲，是由于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权力配置机制、权力监督机制等还不健全，使得一些错误的权力观泛滥并拥有很大的市场。

　　在自身建设上存在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自身历史方位和中心任务的变化，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取得很大成就。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部分党员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

　　在利益追求上存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对每个共产党员都是一个新的考验。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个别党员干部也卷入了利益矛盾的漩涡，俨然成为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一“元”，谋取和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与维护人民的利益发生了矛盾。有的党员干部在利益问题上把党与自己割裂开来，他们承认党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同时又认为，具体到党内的每个党员或部门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这样的思想观念支配下，一旦具体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各种利益分配，一些党员干部的自身利益或小团体利益就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更有甚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严重侵害群众利益。对利益的不当追求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分配不公，政策失衡，社会群体利益协调不够到位，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群众对此意见较大。这就要求我们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始终都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发扬与民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要一身浩然正气，两袖清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必须看到，事业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也在发展。实现群众的愿望，满足群众的需要，维护群众的利益，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要细心体察群众愿望和利益要求的变化，使我们的政策措施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群众利益，使我们的工作更好地、更有力地体现群众的利益。同时，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和帮助群众正确认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自身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

　　在对待自己上存在问题。在一些人看来，“我”就是某某长、某某总，水平总比别人高，能力总比别人强，站得总比别人高，看得自然也比别人远，所以，我说你听，我说你做，似乎是天经地义，总之，“我”比别人活得更明白。其实不然。“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一首老歌，传唱不衰，原因之一，是因为它说清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只是一个穿上了军装的老百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这句简单、直白而饱含深情的话告诉我们，人民才是父母。坐公交，挤地铁，踏自行车，在农贸市场里跟菜贩们讨价还价，去医院看病左站右等……老百姓的这些日常生活，对一些人来说，恍若隔世。不少人不是没有过这样的生活，而是身份“高”了以后，远离了这样的生活。有些人走上一定岗位以后，压根就再没有坐过公交车和长途汽车。到地铁里去读读那些乘客的脸，能看到几位所谓的“成功人士”？“官样的”面孔更是少之又少。明明置身群众，却如此脱离群众；明明来自老百姓，却与老百姓这样疏远；明明可以随时还原成老百姓，最真实和最深切地体验百姓生活，却偏偏不去这么做。为什么？重要的原因是，忘记了自己究竟是谁。久而久之，你忘记了老百姓，老百姓也会忘记你；你远离了老百姓，老百姓也会远离你。一位领导同志说得好，对一个执政党而言，群众工作是党的“生命工程”。没有群众就没有党，党的最根本的危机是群众不信任，我们最根本的危险是脱离群众。

　　三、新形势下迫切需要做好群众工作

　　“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实现‘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迫切需要做好群众工作的重大课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做好群众工作。中华民族是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圆明园的熊熊烈火中步入20世纪的。中华民族对贫穷落后、对备受欺凌、挨打的命运的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富国强民、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追求一刻也没有泯灭过。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宣布：中华民族必将在21世纪中叶实现伟大复兴，头一、二十年则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事业，毫无疑问必须有党的领导，必须有全体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党还必须充分发挥和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只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党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的艰巨任务。正如邓小平所说：“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胡锦涛同志更是深入阐述了我们党、我们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宏伟目标，他说：“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做好群众工作。当前，我们正处在黄金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特定发展阶段，特别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和积累的贫富差距、就学就业、生活医疗、拆迁征地、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方面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这些问题与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与城乡普通百姓切身利益紧密相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责任和压力很大。分析近年来部分地方发生的一些重大群体性事件，大多是这个地方或部门的个别干部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导致决策失误、处置不当、干群失和，最后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造成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在群众，主体也在群众。只有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解决好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上学治病、养老住房保障等突出问题，切实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才能维护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党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需要做好群众工作。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双重考验。从国际方面来说，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思想相互激荡，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既面临领导国家和人民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难得机遇，又面临发达国家经济和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某些国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从国内方面来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而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国情的巨大变化。全面建设小康不仅是物质生活富足殷实，而且是人民民主权利、精神生活和生存环境都得有较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回顾苏共之所以败下阵来，在面前，其根本原因就在面对风险考验没有跨越腐败的陷阱，特别是党内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割断了党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党群关系直接影响到党的形象和政治影响力，共产党执政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党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要使党的这个优势真正体现出来并不容易，如果没有一套相应的制度和机制作保证，就无法避免党和群众关系的日益疏远甚至断裂。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需要做好群众工作。按照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建设党，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但巩固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一个贯穿全局的核心问题。具体说来，在政治建设方面，党制定政治路线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不管党的政治路线的内容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什么变化，这个根本的政治原则一定要在党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基本方针、基本政策上体现出来。在思想建设方面，密切联系群众是推动党的思想建设的保证。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在党的工作中的运用。在组织建设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组织群众的工作，组织路线也就是发动群众的路线、组织群众的路线。在作风建设方面，正是党内存在的各种不正之风，使党群之间的密切关系遭到严重破坏，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从群众实践中不断发现新问题，进而依靠群众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讲师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