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君

　　昨天下午，高晓松醉驾案在东城区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高晓松在法庭上对自己醉驾肇事整个案件供认不讳，最终获判 “拘役6个月，罚金4000元”的最高量刑。

　　由于此前最高法对“醉驾入刑”提出了“情节显著轻微不入刑”的“例外”条件，音乐人高晓松“醉驾”被刑拘之后的一审判决吸引了更多社会公众的目光。应该说，而今的判决结果，契合了普通老百姓的期望。这一方面向人们证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旨——无论是什么人，只要触到了“高压线”，必将受到严厉的制裁；另一方面也明晰了这样一个事实——近期围绕高晓松醉驾这一话题所发出的诸多平民的声音，或多或少对高晓松的最终定罪形成一定的“影响”。

　　事实上，“醉驾入刑”引入不同的量化标准，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在特权屡屡横行的情况下，一旦“一些人的醉驾可能不入刑”的口子打开，如何确保“醉驾”不沦为有权、有钱者的特权？譬如，根据解释，如有人在无人区醉驾，在绝难伤害到他人的情况下，就可考虑适用这一条。问题的关键在于，“无人区”的认定具有相当的主观随意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最高法的这个“例外”的强调，无疑会埋下“差别对待”的隐患，给少数人醉驾后逃避问责留下“缝隙”。

　　近些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醉驾确成为交通肇事的最大 “祸首”——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而在中国，每年由于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多达数万起，造成死亡的事故也50%以上都与酒后驾车有关。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绝大部分的社会公众对醉驾深恶痛绝，对“醉驾入刑”举双手支持。那么，在“醉驾入刑”施行半个月之后，公然追加条款的行为就显得有些贸贸然。要知道，一条法律法规的出台，应该经过严谨的论证、听证、起草、修改、试用和修订，因此，一旦公布实施，则令行禁止、不可更改，从而体现其权威性。相较而言，在对待醉驾这一严肃的问题上，最高法的变更确有“朝令夕改”之嫌，令人不解。

　　当然，我们并不是反对醉驾可以视情节轻重量刑，也不是强求醉驾一律入刑，只是希望国家权力机关发表政令时，要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肃性，确保法律法规的庄重严肃。只有可依之法是公正严肃的，它才能对不良的行为产生约束和遏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