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十八军在毛泽东的决策指挥下，肩负起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重任。19岁的朱永泰正是其中一员，他与十八军的战友们，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西藏，在那里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朱永泰是河北正定县人，出生于中医世家，因父亲早逝，很早便出来做学徒。因为幼年读过私塾，有一定的知识功底，1948年，朱永泰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二年，光荣地成为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的一名战士。1950年春节过后，朱永泰接到了“支援十八军，到拉萨建立电台”的命令。在奔赴西藏前，朱永泰与战友到重庆广播电台、西南人民广播电台学习了半年的相关技术。

　　朱永泰（中）与记者等合影邓中华／摄

　　艰难进藏路，拉着牦牛尾巴过河

　　1951年春天，他们带着一批通信需要的设备从甘孜出发，途径雀儿山、 德格、昌都、太昭（今工布江达）等地，直至拉萨。“我们以前没有高原生存的经验，缺氧厉害，还没有粮食，能走到拉萨是相当不容易。”回忆起行走的艰难，朱永泰老人有太多的感慨。

　　“我们属于中路，这条路线基本是翻一座山、过一条河；有时也会翻一座山，连着过好几条河的，又没有桥，除了在金沙江是坐着牛皮船，其他时候都是趟水过去的。”河水有齐腰深，刚开始他们还讲究一些，脱下鞋，挽起裤子趟水过去。后来，发现河水虽然清澈见底，可是河底的石头很滑，也就不再脱鞋了，遇河就趟，也不管湿衣湿裤什么时候在身上变干。

　　携带的电池箱、以及其他设备，都得由牦牛来驮。刚开始驮东西时，牦牛前蹦后跳，能将很宽的牛皮带子挣断，电池箱子全部都散开，汽油桶也被摔坏了。慢慢等到战士们身上有了酥油的味道，牦牛也不再轻易受惊了，负担就轻了一些，甚至能拉着牦牛的尾巴过河了。

　　一路上的常规工作就是每到一个兵站，就要补充电池，并用泡软了的牛皮将电池箱子打包好。晚上睡觉，如果能躺在草丛上，就算是享福了，大多数夜里，他们都是躺在石子路上，早晨起来腰酸背痛，半边身子都是冰凉的。过了昌都后，粮食短缺的厉害，看到前面的战士因为饥饿难耐而吃了路边的野菜，中毒后脱光衣服泡在水里痛苦挣扎的样子，遇到了野菜也不敢轻易去吃，路途变得更加遥不可及。“最要命的还是气喘。挑水吃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再苦再难，我们也挺过来了。”

　　初到拉萨，破破烂烂一座城

　　进了拉萨城，朱永泰看到除了布达拉宫和少数贵族居住的房子外，大多房屋都是破破烂烂的。普通百姓都身着粗毛做的袍子，脚穿自制牛皮靴子。没饭吃的穷苦人，靠沿着布达拉宫转经人给的糌粑、小铜板活命。“我走过的地方，没有比这里更穷苦、更凄惨的。有不少被挖眼割耳的人，最多见的就是在路边乞讨的人，有老的，也有年轻的。”

　　回忆起贵族与奴隶生活的差异，朱永泰老人情绪激动了起来“当时他们贵族吃得好，穿得好，还能吃法式、英式、俄式大餐。而奴隶被他们当作上马石，或者要直接背着贵族走。没有衣服穿的小孩子，全身冻得发紫，还在到处捡东西吃，年龄很大的老人背着沉重的柴火，一步一步往前挪。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奴隶的生活现在想起来都让人心疼。”

　　机务生活，引以为傲的通信工作

　　在第二野战军三兵团时，朱永泰是从事通信技术工作的。到了拉萨后，他先是在十八军军部通信营做机务工作，主要任务是维护无线电台。因为缴获来的美式电台并不够用，就自己装备了一部分电台。当时的维护工作有很多困难，设备经常出现故障，又没有零配件可以替换补充，完全靠自主修理，能粘的就粘，能焊的就焊。技术是靠一边干一边学的。“当时在拉萨用的收报机有日本产的、有美国产的，变压器里面的线只有0.1毫米粗，线烧了之后，得先把它拆开，将铅芯拿开，一圈一圈地找到断头，把它们接起来，然后再绕起来……很多设备都是用尽办法，费事费力地修好的。”

　　靠着在天津做学徒和在南开大学老师们办的业余无线电班上学来的知识，朱永泰摸索着解决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1952年他到了十八军修路指挥部，因为当时已有的无线电台稳定性很差，与拉萨和日喀则的沟通很不顺畅。这时，朱永泰运用自己的知识，试验着装了一个信号很强的电台，并且用电池代替了摇马达，既保证了及时联络，又免去了在高原上摇马达的痛苦。这是迄今为止都让朱永泰得意的一件事。

　　通信部队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联络畅通，虽然工作琐碎、繁杂，但与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战士一样，朱永泰在他的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57年他离开西藏，回到了内地，可他心里却有一块地方永远装着西藏。

　　“我经常关注西藏，这六十年来，西藏的生活变化太大了，不会再有奴隶了，人民都过上了真正平等的人的生活。西藏的交通问题解决了，不仅公路修好了，就连铁路、航空都发展的那么好。包括我现在看的藏医藏药的书籍，这都是真真切切的变化。”朱永泰老人说，“这让我觉得很高兴。”（来源：中国西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