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英：从“急先锋”到“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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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7月，26岁的袁振英在上海与陈独秀重逢。
这是袁振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会面。
这次会面，令原本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袁振英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的推动者。此后，袁振英跟随陈独秀编辑《新青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南下广州，组织发起广州党小组，被人称为“陈独秀的高足”。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袁振英因陈独秀入党，又因陈独秀离党。随着两人嫌隙的扩大，袁振英选择悄然离开。
袁振英晚年曾评价当年的自己，“五四运动急先锋，共产主义马前卒”。
“不打不相识”
袁振英与陈独秀是“不打不相识”。
两人的第一次会面是1917年，地点是北京大学。
彼时的陈独秀凭《新青年》杂志已名满天下，且刚刚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但1915年入学、桀骜不驯的袁振英对陈的印象并不好，其怀疑陈独秀的学术水准，“听说曾到过日本，但他读过什么书，得过什么文凭和学位，都没有人知道，他也没有什么专长，只会作些政论罢了。”
用“读过什么书”来评价别人，与袁振英的家庭有关。
袁振英1894年7月12日出生于广东东莞温塘村，后随父赴香港读书。袁姓家族是当地望族，族人们建有“袁督师祠”，“家祠中贴有两对对联：一是‘荆树有花兄弟种，砚田无税子孙耕’、二是‘家有藏书留子读，生唯真理与人争’。我家的祖宗读书都是以教书为活。”
大学时，袁振英刚烈的个性、鲜明的好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常向人提及“先祖”袁崇焕，称袁氏族人的性格如门前东江水一样“直肠直肚”，而他“想起祖宗袁崇焕督师，忠义便油然而生。”
两人间的冲突很快爆发。
陈独秀聘用一位刚从日本高等师范毕业的英文老师执教毕业班，班长袁振英率全班同学涌入陈独秀办公室，请其收回成命。
“北大与日本帝国大学同级；中国的国立高等师范也是与日本的高等师范同级。中国高等师范毕业生进北大还要从一年级起读……任命一个日本高师学生，这是国家一种耻辱。”袁振英威胁陈独秀，“不赶走那个教员，我们只有不上课”。
陈独秀只能顺从。
从此，陈独秀对袁振英印象深刻，他并未因此歧视袁，反而让他成为《新青年》杂志投稿人，袁的得意之作《易卜生传》便发表在1918年6月15日的《新青年》上。
当时《新青年》的撰稿人皆是教员、教授，惟一的学生撰稿人就是袁振英。袁振英曾颇为自负地说：“学生中亦我一人”。
“陈独秀的高足”
袁振英晚年偶尔提及参与建党的经历时，总是说到陈独秀的青睐和大力邀请，“我是陈独秀的高足。”
1920年7月，袁振英海外游历归来，途经上海时遇上陈独秀。两人已有两年未见，“他要我帮他组织了共产党小组”。
党史资料分析认为，陈独秀邀请袁振英的原因有三：一、袁振英不仅是他的学生，也是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袁振英可充作他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桥梁；其二是陈独秀要借助于袁振英的英文，让他做翻译；其三，陈独秀考虑将《新青年》从北京迁到上海出版，袁振英既会写文章，又熟悉社会主义理论。
杂志编辑的文字工作正对袁振英胃口，他“乐得担任这种职务”。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一份保存在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的档案上，袁振英自己写道：“‘民九’参加上海和广州共产党小组。”“民九”是民国九年，即1920年。
袁振英对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回忆与其他人有明显不同，他特别强调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国际性，“有许多外国人加入。”
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袁振英的研究者陈立平认为，这是由袁振英当时担任的特殊角色决定的，他是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及各国革命者沟通的桥梁。
曾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袁振英为何加入共产党？他自己的解释是：“当时很少人提倡共产主义，假如我不负一份责任，对于主义的进展，更多了一些妨碍。”
专栏“震动瀛寰”
史料记载，1920年7月到12月，袁振英格外忙碌，参加了一系列建党工作：参与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讨论共产党纲领草案；被陈独秀派往武汉开展建党联络活动，劝恽代英加入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8月22日建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最初发起者为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袁振英等8人，俞秀松担任书记。袁振英、施存统、叶天底、金家凤主持团务。
对袁振英而言，最重要的工作是《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专栏。
《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便由袁振英主持介绍俄国革命的“俄罗斯研究”专栏。“……因为当时《新青年》的赤化已现，北大一班教授已不敢投稿……所以我便不能不多翻译一些美国共产党机关报‘苏维埃俄罗斯’周刊的稿件。”
这期间，袁振英发表译文24篇，占到这个专栏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至于胡适抱怨说，《新青年》成了《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
袁振英常用“震瀛（谐音振英）”的笔名发表文章和译作，他曾说过：“我在腐败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政府的时候，又看见世界都是帝国主义压迫小民族，我真想像胡风一般把我的头颅变为一个大炸弹，掷向这个地球去。所以我的笔名是震瀛，‘震动瀛寰’的意思。”
广州推男女同校
“你反对中学男女同校，实际上不就是反对各县女子进中学读书吗？各县哪有这么多女子中学呢？”
1921年，袁振英与广东教育会长汪精卫辩论起来。
袁振英此时是广东省第一中学的校长，他本是来请求汪精卫支持男女同校的主张。谁知话不投机，袁振英很快显露出了倔强、不变通的本性，态度激烈，口气强硬，最后汪精卫被说服了。男女同校亦得以在广州推行。
袁振英离开上海到广州工作，也与陈独秀有关。
1920年冬天，广东省政府请陈独秀和袁振英赴粤任职。袁振英以工作重要为由，再三推辞。
此时，俄共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希望袁振英陪同赴粤，与广东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而陈独秀已应陈炯明邀请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袁振英难以推辞，这不仅牵扯到国语翻译，还有粤语翻译，党内除了他，无人可托。
随后，陈独秀在广州重建了共产主义小组，袁振英亦成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由于两人间这种密切关系，袁振英被许多人称为“陈独秀的高足”。
两次求助周恩来
1921年8月，袁振英赴法国里昂留学，从此离开了党组织。
学者认为，袁振英脱党的一个原因是他与陈独秀的矛盾，这对曾相互信任、支持的师友、同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袁振英性情高傲，读大学时就认为陈独秀学识不高，建党后更是觉得陈对社会主义理论所知不多。
此外，“陈独秀是一个不道德的人。”袁振英直到晚年仍跟女儿念叨说，他看不惯陈独秀抛弃发妻、另娶小姨的行为。
“袁振英是个道德感强到有些道德洁癖的人，没有任何恶习。”陈立平说。
如今已找不到更多的资料还原这对师生间的具体冲突，陈立平分析说：“陈、袁二人个性都很强，又都倔强，一旦有争执，都不肯退让，发生冲突乃至误会都在所难免。”
于是，没有告别，也没有声张，袁振英悄悄地远离了这个他曾经参与创建的政党。
1924年，袁振英从法国留学回来，在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北伐战争开始后，袁振英到武汉担任武汉中央军校教官。
在武汉，袁振英与陈独见过几次面，仅是客套的叙叙北大师生旧情。
1926年至1927年间，袁妻黄式坤与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结识。当时邓颖超刚流产不久，身为妇女部医务所主事兼妇女训练班校医的黄式坤对她细心照顾，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前后，袁振英曾两次向周恩来求助。
第一次求助，周恩来安排他到文史馆的工作；第二次求助，“文革”时差点被判死刑的他免于灭顶之灾。
1979年1月，袁振英因病去世。家人发现了他的一本小册子，上面记的全是1976年“四五运动”人们怀念周恩来的天安门诗抄。
【下期预告：上海党小组早期成员俞秀松】
感谢：东莞市党委党史研究室、东莞东城区文化服务中心 受访并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