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日前教育部网站晒出 “三公经费”后，引来网友“不降反涨”的质疑。记者向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了解到，2010年教育部 “三公经费”实际开支少于当年预算，2011年预算数也少于2010年预算数。据了解，2010年，财政部批准教育部的“三公经费”预算为2513.6万元。预算执行过程中，教育部全年实际开支“三公经费”2496.12万元。

　　教育部肯定对质疑感到委屈，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就是三公经费每个部门都有，而教育部公布的 “三公经费”其实“并不高”——今年4月间，科技部在中央部委中率先公开“三公”经费：2011年用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项经费预算为4018.72万元。由于是首家，此举还得到表扬。

　　但教育部也不必感到委屈，所谓上行下效，网友们这么关注其“三公消费”，实在是担心本来缺钱的教育系统，如果还“三公消费”成风的话，那中国教育一边缺钱一边乱花钱的境况将很难改变。而就在前不久，有关高校负债的消息再次传出，有媒体报道，陕西省属40所公立高校超过100亿元，全国1164所高校超过2600亿元。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不由让大家对中国教育的未来充满忧虑。

　　我国高校的债务危机，早在五年前就已被媒体曝光，舆论在分析高校债务危机时，将其归纳为盲目扩张、政府拨款少、学校收入来源渠道少、存在铺张浪费等多方面原因。其中，有关铺张浪费的报道，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比如北大每年的接待费规模相当于中西部地区的一个省；丘成桐先生曾指出，内地大学校长只要节省出请客吃饭的费用，可以培养一批杰出的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

　　本来，债务缠身的大学，是应精打细算，节省办学开支，把经费用到刀刃上。可对于欠债，部分大学表现得并不着急，该用的不该用的还是照用，请客吃饭以及制造形象工程，还是很 “大手笔”。之所以大学如此淡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请客吃饭、招待的，大多是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兄弟院校的同志们，如果领导们和同志们满意了，对于部分学校来说，他们的办学也就成功了；其二，学校的债务，说到底是国家的债务，部分学校认为，政府会对此买单，不太可能眼睁睁看着公办大学破产。

　　其实，当初部分大学之所以欠债，大学校长们也是持有这种逻辑。对于大学办学来说，问题不在于有这种逻辑，而在于这种逻辑居然能行得通。在征地盖房、经费预算等重大学校事务决策中，由行政领导拍板，与此同时，在方案执行过程中，无师生参与监督、评价的渠道，所以，部分大学虽然缺钱，却花钱大方，征地、盖楼一点不含糊，而在征地、盖楼中，财务管理不透明，资金被挪用、挤占，甚至贪污，酿成严重的教育腐败，已不是新闻。

　　因此，要遏制三公消费、化解高校的债务危机，必须强化对行政力量的制约，让公众有知情、参与、决策与监督的权利。这对于其他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