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武汉市面积大，人口多，城市环境很难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管理来改善，市民提升文明素质，学会自我管理，同样是很重要的。因此，在“城管革命”的话题中，我们不能不讨论到市民素质的问题。

　　本报今日的报道中，武汉市民的五大陋习得到完整呈现，具体为：抢路忙、随手扔垃圾、翻栏杆、说话“冲”、乱刻画。这五大陋习，我们并不陌生，媒体几乎年年在谈，问题却一直存在。当然，这些陋习也不为武汉所独有，但相对于很多大城市而言，武汉的表现是较为明显的。

　　针对这些陋习，本报记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片，即，以“巡司河之乱”为样本，对卫生死角的形成进行了细致的观察。由此，“码头文化”的遗传作用得到放大，并方便了我们探讨具体陋习的成因。这个成因，可以通过当地居民的话来概括：“当时大家（父辈）都是这么做的，码头文化是这样，垃圾桶也没有现在这么正规。”

　　事实上，“码头文化”也可以作为前现代社会的样本。当人们做出“陋习”的评价时，其实隐含着一种比较，即以今天城市生活所需要的行为习惯比较码头时代的行为习惯，从而将后者划归到“陋习”的行列。也就是说，“陋习”根源于现代化过程中的文明脱节，而非直接对应于一种道德低下的状态。

　　“巡司河之乱”固然只是个样本，但文明的脱节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因。只要从历史或者文学作品中回顾19世纪的伦敦、巴黎，你对这些城市的印象大概也只能用“脏乱差”来形容。这其实也是文明的脱节，是传统习惯没有顺利向现代习惯转型，也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而在现代城市文明出现以前，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行为，并不会被视为陋习，反被认为“都是这么做的”。

　　由此而言，“城市”并非单单指的高楼大厦以及宽敞的马路，它同时也包含着人的“城市化”，以使得人的文明能跟得上城市的发展。只是，由于我们的高楼、马路之建设远远快于人的发展，文明容易出现脱节，甚至跟不上趟。我们当然可以等待人们的文明素质自然进化，但未尝不能主动去“建设”之——这是比道德说教更有必要的。譬如教育，尤其是公民教育，这是塑造公共道德的最佳手段，而我们的公民教育是否成熟，值得反思。再如，可以通过城市基础设施引导人们改善自己的行为习惯。华科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就谈到，如果设置的栏杆没有阻挡人行要道，如果栏杆高度足够阻挡人们的翻行，翻栏杆的现象也许会大有改观。毕竟，文明素质的培养，也是以人们感觉行为便利为基础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其市民素质也是经过长时间的演化、训练而有了今天的面貌。而在我国一些市民素质表现较高的城市，莫不是因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下了大的力气，充分引导了人们的行为习惯。总之，在提倡市民提升文明素质时，我们一方面应加强观念的塑造，另一方面也应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以引导人们行为习惯的改变——朝着现代城市生活的需要而改变。而且，我们城市的基础设施只有更加的人性化，引导的效果也才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