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激荡：立宪与革命思潮竞相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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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金中 文图
引子
袁世凯是个河南人，但有两个湖南人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两个湖南人，一个叫杨度，一个叫宋教仁。
杨度是立宪党的领袖，主张君主立宪；宋教仁是革命党的骨干，主张共和体制。
杨度和宋教仁都在日本留过学，和孙文、黄兴都是至交。但在政治轨道上，两个人的轨迹不仅背道而驰，而且有点此起彼伏的味道。
从日本回国后，杨度在北京搞立宪、联络官绅，忙得不亦乐乎；宋教仁则在上海写文章、宣传共和，也忙得不亦乐乎。武昌首义后，作为袁世凯的代表，杨度渡江与革命党和谈，和宋教仁再次相逢。
此后，二人分道扬镳。宋教仁以袁世凯的政治对手身份出现，大搞政党活动，终于在国会大选中率领国民党获得多数，达到人生的政治顶峰；而此时，大家都一致以“帝师”另眼相看的杨度则悄无声息，不仅不给袁世凯这位大总统帮忙，反而冷嘲热讽，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动作。
峰回路转，宋教仁上海车站遇刺身亡，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杨度则活跃起来，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发起筹安会，力主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最终在一片痛骂声中去世，临终前大呼“杨度误我”！而“国人皆曰可杀”的杨度，则被列为惩办祸首名单第一位，躲入租界避难。
宋教仁身亡，杨度名裂，袁世凯身亡而名裂。
历史就是这样纠结。
探索创新，湖湘大地人才辈出
翻阅中国近代史，我们不难发现，杨度，湖南湘潭人；宋教仁，湖南桃源人；黄兴，湖南人；蔡锷，也是湖南人。上溯历史，从魏源到曾国藩、左宗棠到谭嗣同，也都是湖南人。
湖南人为什么这么牛？
湖南人的支撑力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一是湖湘地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全国普遍存在，而异于其他的，是独树一帜的湖湘文化。
宋代以后，中原儒学南下，成为湖湘文化的思想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
湖湘文化既有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同时又有荆楚人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因此，在“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的近代，湖南人敢于创新、探索，一直领中国风气之先。
湘军崛起也成为湖湘文化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曾国藩一手创建的湘军不仅仅镇压了太平天国，更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湘军大多为湖南百姓，参军为的是保境和吃饷——湘军军饷高于绿营兵，且有破城之后大掠三日的“潜规则”——每一次战后，湘军都能把大把的银子运回家乡，电影《投名状》就对这进行过描述。
湘军解散后，十几万湘勇回乡，他们或经商跑码头，或置地起屋，更多的湘人有了送子读书的经济条件，这在战乱不断的中国是少见的。湖湘文化有了经济的支撑，得以加速发展，并与西方文明碰撞，湖南自此眼界大开，人才辈出。
以《辞海》为例，其记录的“近代中国政治人物”中，湖南籍人士有44人，居全国之首。
近代以来，湖湘人才以“联袂而起、结群而强”著称于世。早年有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到了张之洞总督两湖后，两股政治思潮在湖湘大地乃至海内外竞相搅动，一个是从谭嗣同、唐才常到杨度一脉相承的维新、立宪思潮，另一个是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为代表的革命思潮。
这两种思潮都有各自的市场，也都以立宪救国为宗旨。由于近代留学兴起，两种思潮从国内蔓延到海外，明争暗斗，可谓近代最为耀眼的两股政治势力。
天生奇才，杨度深受大儒器重
杨度是个很传奇的人物，早年学国学，留日后鼓吹君主立宪，晚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度是湘军后人。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了湘军悍将李续宾部。杨度的父亲在家务农，但对子女教育很舍得投资，杨度的弟弟杨钧和妹妹杨庄都很擅长诗文书画。
13岁那年，杨度遇到了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王闿运是近代才学和名声都很显赫的学者，眼界也很高，从来都是别人上门拜师，但对杨度却另眼相看，亲自跑到杨家表示要收杨度为弟子。王闿运上门招生，既见其爱才之心，又说明杨度的天赋超人。
杨度拜在王闿运门下，学了三年“帝王之术”。后来杨度极力鼓吹君主立宪，大概与这一经历有关。
杨度和老师王闿运关系非常密切，和同门师兄弟夏寿田（后来当了袁世凯的秘书）、杨锐、刘光第相比，杨度最受老师喜爱，是唯一一个可以随时和老师开玩笑的人，以至于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昵称杨度为“杨贤子”。
1903年，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谁也不曾料想，竟然卷进了晚清科举最为滑稽的一场风波中。
这次经济特科考试，清廷本意是想创新，网罗一下人才，但因大臣之间的不和成了闹剧。
初榜公布后，状元是梁士诒，榜眼是杨度。但当时的军机大臣瞿鸿机和主考官张之洞有宿怨，就跑去告诉慈禧太后，说这个梁士诒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是梁启超的弟弟，不能录取。
为防止康门弟子混入官场夺权，慈禧下令此次考试作废。梁士诒、杨度功名被除，这时，又有人告发，说杨度有过不满清廷的言论。
这一下，很悲催的杨度在国内待不下去了，远赴日本避祸。
淡泊功名，宋教仁立志革命反清
湖南出杨度这样的立宪党领袖，并不奇怪。因为湖南很早就有立宪思潮。
戊戌变法时，谭嗣同曾在湖南宣传变法。陈宝箴在担任湖南巡抚时，以“变法开新”为己任，推行新政，先后开设矿务局、铸币局、官钱局，兴办电信、轮船及制造公司，创立南学会、算学堂、时务学堂，支持谭嗣同等创办《湘学报》、《湘报》，使湖南维新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湖南的革命思潮，和南洋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不无关系。张之洞主政湖广时，一方面开学堂讲新学，另一方面极力主张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学习。
张之洞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本意是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让年轻人学习西学，振兴大清国，但这些留学生接触了国外的共和、民主思想后，一扭头都成了大清国的掘墓人。
宋教仁就是在共和思潮下成长起来的新青年。
据史学家陈旭麓的《宋教仁传》记载，宋教仁6岁入私塾，17岁进入漳江书院读书，师从黄寿彝、瞿方梅等人。但和杨度醉心帝王术不同，宋教仁自小对科举功名看得很淡薄，逐渐产生了反清思想。1902年，宋教仁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昌普通中学堂。在武昌，宋教仁结识了黄兴，两人成为挚友。这个时期，宋教仁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常常聚会，议论时政，畅谈革命。
1904年2月，宋教仁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人在长沙黄宅创建华兴会，推选黄兴为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
近代革命党经常搞暴动，很多后来的著名学者，如蔡元培等都参与其中。这些看似文质彬彬的书生当年都是热血青年，彪悍起来不惜性命造炸弹搞刺杀搞爆破搞暴动。
那个时候的革命党人大多都是年轻人，恨不得一天之内就涤荡旧制度，而当时国人思想未开，普及起来难以立竿见影，所以都觉得还是搞刺杀、暴动之类的行动最能在短期内见到成效。
发动会党搞暴动，好处是立竿见影，因为这些黑社会分子基本都是亡命之徒，组织起来人多势众，很能壮声势。坏处是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容易泄密。
在近代中国革命党举行的很多起义中，泄密之事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是革命党自身力量薄弱，不能发动广大群众，把希望寄托在会党身上，会党成员参与革命暴动，多是出于金钱或义气的考虑，并非真有什么革命觉悟，这就导致革命党搞的起义很多由于会党成员泄密而失败或流产。
宋教仁搞的第一次起义也因为泄密而流产。
1904年，华兴会策动在慈禧七十寿辰时在长沙、岳州五个城市起义。这次起义预想规模很大，当然也借助了当地哥老会的力量。哥老会各种势力在湖南盘根错节，人多嘴杂，革命党还没动作，事情就败露了。
湖南巡抚陆元鼎立刻下令搜捕。宋教仁、黄兴不得已逃亡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