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东升 本报实习生 王春

　　继8月1日在杭州市发生大规模的出租车停运事件后，今天上午，杭州出租车司机住宿环境图在快房网上露面。

　　来自东北的的哥曲师傅今年49岁，一家三口一直住在杭州市湖州街蔡马新村10平方米的小屋里，他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我不怕露脸，来之前都听说杭州是天堂，没想到我竟然在这里如此艰难……”

　　道路拥堵、燃油价高、份子钱多、赚钱越来越难……出租车停运背后潜藏了怎样深层的问题?政府应当如何应对?《法制日报》记者对此进行深入采访，揭示停运背后的出租车司机生存现状。

　　停运风波

　　的哥苦水压抑不住

　　今天上午，《法制日报》记者在杭州汽车北站和三堡看到，仍然有大批涂色各异的出租车排着队，打着“暂停营运”的标牌。

　　清晨，《法制日报》记者接到一位出租车司机的电话:“凌晨四点钟，东新路延伸段等地有人在砸营运的出租车。”

　　这位的哥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一些司机已经接到消息称‘每辆车做一笔生意补助1元，10月后会统一调价’，但很显然这样的‘杯水车薪’救不了急，这两个月怎么办?”

　　“不是我胆小，我不上路的话，孩子的奶粉钱就没了着落。”这位来自安徽的哥的出租车被砸了，他瘫坐在车里，一脸哀伤。

　　他向《法制日报》记者透露说，其实，很多河南籍的哥曾跟交管部门反映过很多次，跟杭州交通台也反映过，媒体报道了，没有改变。最后不得已，才走上停运的办法。

　　在汽车北站，一位司机向《法制日报》记者算了一笔账，起个大早摸个黑，一天开12个小时，白班营业额最多500元，市中心的话上400元都够呛，份子钱上交220元，油费200元左右，一天只剩下七八十，再除掉吃住等花销，所剩无几。

　　《法制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参与停运的的哥们要么很健谈，满肚子苦水倒不完，要么愁容满面，一句话也不肯说。

　　“老蔡的公司里停了100多辆出租车，没人去开!”有的哥向记者反映，这个老蔡曾和很多来自河南的出租车司机达成协议，由他们集资50万元给公司投资，允许他们免费开车两年，到期后再归还集资款。

　　“为了多赚点钱，老蔡公司里的车常常是每天300元租出去，连维修费押金都不用交……这不是自残吗?”一位靠自己花钱买车的的哥向《法制日报》记者抱怨说，油价涨了、道路堵了、出租车起步价多年不变，靠政府那点补贴能维持多久?

　　堵车顽疾

　　乘客抱怨打车困难

　　今天中午，教工路的花园新村公交站旁，一对年轻情侣在太阳下暴晒了半个小时，也没拦上一辆出租车，路面空旷的异常。

　　“没办法，只能找公交坐了。”这个女孩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她在附近上学，对“打车难”问题早就麻木了，碰到早晚高峰更惨，周末更不要指望打车去景区……

　　很多外地游客对于杭州的“堵”都有深刻印象。

　　“一到旅游旺季，我都不敢出门，景区里的车都是用来爬的，打的还没公交跑得快。”住在满陇桂雨的杭州市民告诉记者。

　　据了解，火车站、汽车南站、九堡客运中心都有专用的出租车等候区，但即使不是黄金周或节假日，打上车也要排半个小时。

　　“晚上虽不堵，但去那些地方，拉不到回头客，93号油价已经飙到每升7.46元，空车烧油烧得我心疼。”一位经常送客到九溪的的哥说。

　　很多乘客向《法制日报》记者反映，一面是市民打不到出租车，另外一面是黑车盛行。

　　在汽车南站，《法制日报》记者被挎着黑包的中年男子推搡着:“要不要去机场?马上出发。”

　　“出租车那么难打，你们生意应该很好啊?”记者问道。

　　一位开城市快运车的师傅回答:“好什么啊，也就能够混口饭吃。”

　　一位方姓的哥师傅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些黑车司机也就是骗骗外地人，不是赶上节假日的话，杭州现有出租车数量已经足够了。但由于路况太差了，一到上下班高峰期就堵死了，再增加出租车也没用，只会更难打到车。”

　　危机公关

　　考验政府公共投资

　　出租车停运后，杭州市政府将出台两项措施，一是在10月底前完成出租车运价调整，二是实行调价前临时补助。

　　对此，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行政法专家章剑生教授向《法制日报》记者指出，“对出租车动用公共财政补贴是宁人息事的短视行为。”

　　他分析说，根本问题在于公共投资建设制度上，“政府—公司—老板—司机”这样的管制模式垄断了市场，消灭了竞争。

　　据了解，出租车公司这个中间环节恰恰抽取了出租车司机相当比例的血汗钱，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的把持使出租车的“份钱过高”成为一项不合理制度，最终酝酿出“停运”。

　　而停运不只是在杭州发生，众多城市的停运事件此起彼伏。

　　2008年，重庆出租车司机全城停运；2009年，黑龙江出租车集体停运长达7天；2010年，河南1000多辆出租车停运……

　　业内人士指出，政府在出租的经营权转让上缺乏监管，经营权的任意倒卖给出租车行业埋下了巨大隐患，大多数企业将运营风险全部转嫁给出租车司机，使整个市场的承受力非常脆弱，政策或市场稍有波动，就会引发群体事件。

　　而如今，调高起步价与补贴油价是各地政府解决出租车停运问题的主要措施。

　　“停运事件暴露出政府在交通治理能力上的短板。”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执行院长傅蔚冈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政府在管理中“缺位”，行业管理部门与出租车经营企业和出租车司机之间长期“脱节”，执法不到位，导致行业不稳定因素增加。

　　本报杭州8月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