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出来了，民意得到了充分表达，民间的声音就能传到决策层。”退休工人陈建国这样评价自己参加的成都“限车”听证会。

　　“他们都是伪代表，再富有的人也不希望涨价，而他们却一致大唱赞歌，这是严重扭曲的。”下岗工人何兴远如此质疑自己参加的成都出租车“调价”听证会。

　　两次听证会时隔仅三个月，两位参与者都因高呼“我反对”而广受赞誉。是什么让他们对听证会做出如此截然相反的评价？

　　2010年4月28日举行的成都“限车”听证会引发全城热论，会后民意完胜，方案“流产”，成都市民对听证会的热情达到沸点。

　　2010年8月3日，成都举行出租车“调价”听证会，听证代表对反对声音置若罔闻，听证现场出奇一致的“涨声”饱受公众质疑，时隔短短三个月，市民对听证会的热情从沸点降至冰点。

　　“听证专业户”事件曝光后，成都发改委一再强调“严格按程序操作”，并把问题指向“报名人数偏少”。然而，当我们回头看上述两次听证会，正如数位听证会代表所说，政府办好听证会“非不能，实不为”。在“限车”听证会前后，成都市交通委员会曾通过现场直播、全程互动、及时反馈、积极采纳等一系列措施广泛听取民意、汇集民智，“限车”方案最终的“流产”更让这次听证会成为标杆。然而，好景不长，在出租车“调价”听证会前后，组织部门刻意保持低调、淹没公众声音、制造听证“民意”，为听证方案减少杂音。

　　透明是听证会的基础，真实是听证会的存在价值。然而往往在一个“方案势在必行”的听证会中，两者皆失，无形的手渗透到听证会的每个环节，为方案保驾护航。是谁，在遥控听证会？

　　早报记者 黄志强 发自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