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继明

　　反腐成就斐然但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对贪腐就是深恶痛绝的。贪腐与党的性质、宗旨、目标、任务都是水火不相容的。早在建国前，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谆谆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之初，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并公开处决了在党内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腐败变质分子刘青山、张子善。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我们党没有一天放松过反腐败斗争，把治贪防腐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对贪腐分子是发现一个，查处一个。仅以去年为例，全国被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就有5098人，其中被移送司法机关的有804人。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孙善武、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米凤君、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原主任朱志刚、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康日新等一批重量级高官被判处重刑。

　　事实证明，我们党对惩治腐败，从来都是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但是，我们面临的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绝不可掉以轻心。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形势不容乐观。贪腐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在一些领域依然呈现出高发态势。

　　治理腐败需要澄清五种不当认识

　　对如何治理腐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端正思想，统一认识，树立正确的反腐观，十分必要。对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也很有必要予以澄清。

　　清官论。认为惩治腐败靠清官，每个为官者都要像包公、海瑞那样清廉，贪腐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要求每一个为官者都能像包公、海瑞那样廉洁自律是不现实的，因为清官也是人，不是神。清官自身也受到所处社会的影响和制约。清官的自律不是无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万能的。实践证明，把廉洁完全寄托在为官者的个人自律上是靠不住的。在封建社会，清官是善良的人们对为官者的一种期盼，一种向往，是人们美好愿望的化身，在实际生活中，清官不是普遍存在的。即便有，也绝不会像传说的那样神奇。

　　重典论。有人认为对贪腐者施以重刑，杀一儆百，这样就可以治住贪腐。这种做法，历史上曾多次使用过。明太祖朱元璋在立国之初，重刑典，对贪腐者施以酷刑，剥皮、挖眼、断手、开膛、凌迟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收效甚微，贪腐依然没能治住。这种极端的做法，尽管对贪腐者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却把整个社会搞得人人胆战心惊，个个惊恐万状，处处充满着恐怖，社会何以安定，人民何以安生?

　　运动论。有人认为治贪腐可以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使贪腐者无处藏身，批倒批臭，贪腐可治也。殊不知，我们曾有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我们应永远记取。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看起来轰轰烈烈，气势很大，实则鱼龙混杂，真假难分，常常造成相互攻讦，黑白颠倒，一片混战，真正的腐败分子不一定能揪出，好人还可能受冤枉，害莫大焉。

　　无治论。有人认为贪腐问题，从古至今，历朝历代，从未避免过，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中国有，外国有，凡是有人的地方都会有。贪乃人之本性，谁也治不了，只能听之任之。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来说，贪腐虽然是社会的客观存在，虽然不可能完全消灭掉，但并不是不可控的，是可以采取积极态度，把它的危害缩小到最低程度的。否则，听之任之，就会酿成大患。

　　西方模式论。有人认为，我们现在的贪腐之所以难治，是我们现行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认为要治理贪腐，必须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等。此大谬也!一个国家实行何种社会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和国情决定的，怎么能不顾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国情，照搬照套西方国家的模式呢?孙中山先生照搬过欧美模式，成功了吗?没有。解放后，我们曾经在发展经济上照搬过苏联的模式，成功了吗?也没有。实践证明，按照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路，才是正确的。当然，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反腐败的有益经验，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创造出一套适应我们国情的治贪防腐的办法来，这才是正确的。

　　如何实现对贪腐问题的有效遏制

　　我们的反腐倡廉工作，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始终抓得很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力度更大，但仍然不尽如人意。客观地说，既不是认识不到位，也不是行动不坚决。究其原因，由于新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对我们影响很深。我们的法律法规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有过去的痕迹，我们的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带有过去的烙印，对反腐治贪工作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情与法的问题上，由于我们历来是个讲礼义的社会，重亲情，重友情，把情看得很重，这就产生了情与法的矛盾，为一些为官者以情代法，以情枉法，常常徇私情而枉法度提供了土壤。在人治与法治的问题上，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是人治社会，人们普遍重权轻法，重官轻法，造成一些为官者目无法纪，以言代法，胡乱作为。一位领导同志曾说过，对某一地区经常发生的问题，要从这个地区领导者的能力上找原因;对普遍发生的问题，应该从体制和机制上找原因。由此观之，在我们国家，法制不健全，反腐治贪制度机制设计上存在一些不足，这才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如何才能实现对贪腐问题的有效遏制呢?首先，要结合我们的国情，制定反腐败法、举报人保护法等，构建一整套严密细致的法律法规制度，从法律的角度，界定反腐败的内容，规定反腐败的机构、职能、职责、调查取证、定罪量刑以及保护举报人的措施等，为惩处贪腐提供法律依据和手段。其次，构建科学的反腐败制度机制。对官员严格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度、金融实名制度、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第三，强化多层次的监督，实行群众监督、社会媒体监督、专门机构监督等监督相结合的机制，形成覆盖全社会的监督网络。不但要加强对官员的监督，还要注意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约束，任何权力都应该有明确的用权范围、用权尺度和用权时效，防止把权力变成无限权力，特别要防止公权私用，使为官者做到不越权、不揽权、不专权、不私权，正确行使权力。第四，强化道德品质教育，提高为官者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廉洁自律能力，把好治贪反腐的第一道防线。第五，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使“清正廉洁光荣，贪污腐败可耻”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为反腐倡廉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健康的社会环境。

　　当然，反腐治贪绝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廉洁与贪腐是一对社会矛盾，相克相生。贪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会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构建一个没有贪腐的社会，需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但短期内是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的。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使廉洁的正气始终压住贪腐的邪气，把贪腐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之不会泛滥成灾，以致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我们要把反腐倡廉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持之以恒。斗争没有穷期，我们永不放松。

　　(作者系安徽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