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爱联”骗了大人骗小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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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共和国脊梁”评奖活动因倪萍等名人获奖并由此引发名人论战而迅速引爆网络，民间评奖的种种乱象受到民众质疑。作为主办方之一的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在清理整顿期违规主办“共和国脊梁”评选活动，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组织进入大众视野。随后，“至今8年未年检仍四处敛财”、“‘秘书长’无合法身份”等情况陆续曝光，近日，又有网民发帖称：“中爱联”打着全国少工委和中国记协的旗号非法成立“全国小记者培训活动中心”，在全国各地疯建上百个“小记者培训基地”搞活动骗钱，办非法报刊《中国小记者报》，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成立“海内外小记者专项基金”敛财。
是“爱国”还是“敛财”？
“开心一世向天歌”等网民于8月初发表《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打着“爱国”旗号骗钱，监管部门在干啥？》等网帖称，“中爱联”在清理整顿期主办“共和国脊梁”等非法活动被媒体曝光后，依然顶风作案：其“直属”单位“全国小记者培训活动中心”在全国各地非法设立多达100余个“小记者基地”；办非法报刊《中国小记者报》；又接连违规举办“全国小记者赴‘西安世园会’”等活动收费骗钱……
还有网民爆料称，“全国小记者培训活动中心”日前还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事业发展中心成立所谓“海内外小记者专项基金管委会”的机构敛财。
针对网民质疑“‘全国小记者培训活动中心’是否合法”的问题，该中心官方网站这样自我介绍：“我会的前身是2003年7月经全国少工委、中国记协联合支持成立的‘全国小记者培训指导中心’，现为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的合法直属单位，‘中国小记者网(www.zgxjz.cn)’是我中心官方网站。”
“中国小记者网”显示，“全国小记者培训活动中心”的常务顾问是边利民(“中爱联”副会长)、李和平(“中爱联”秘书长)，中心主任是丁廷臣(“中爱联”理事)。该中心市场拓展部主任刘善苇也向记者确认：“我中心的上级主管单位就是‘中爱联’。”
“中国小记者网”显示，该中心的确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等近百个城市建立了“小记者基地”，组织全国小记者做培训、搞竞赛、办评比。就在主办“共和国脊梁”活动后不久，又相继主办了“火炬引导我前进夏令营(数百名学生参加、收费约2000元/人)”、全国小记者赴“西安世园会”和某国交流采访(400名学生参加)等活动，新加盟的“潍坊小记者基地”也于7月17日正式启动……
“中爱联”常务理事袁宝莹和该中心市场拓展部主任刘善苇在电话中向记者确认了上述事实。
就网民揭露的“该中心非法办报”一事，刘善苇称：“我中心的确下辖全国发行的国家级刊物《中国小记者报》。”然而，记者在新闻出版总署官方网站的“新闻机构在线查询服务系统”上搜索发现，该刊物并未登记注册。
就网曝“‘全国小记者培训活动中心’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手成立‘海内外小记者专项基金’”一事，刘善苇说“确有其事”。“中国小记者网”显示：“海内外小记者专项基金管委会”于2011年5月6日在北京成立，“旨在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普及新闻素养教育”，主管单位是“‘红基会’事业发展中心”，顾问是边利民、李和平，主任是丁廷臣，官方网站是“www.lrdf.org.cn”。
整顿期间“顶风作案”
然而，全国少工委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张女士对记者说，“全国小记者培训指导中心”早已于2007年被撤销。
全国少工委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中心官网于2007年和2010年先后两次发布的公告显示：“全国少工委、中国记协于2007年8月24日联合发文，废止中少联发【2003】4号《关于在全国少年儿童中开展小记者培训指导活动的通知》。次日，我中心根据该文件精神，决定撤销‘全国小记者培训指导中心’。但近期陆续发现仍有一些社会机构打着‘全国少工委’、‘中国记协’的旗号，以‘全国小记者培训’等名义组织开展活动、收取相关费用，已构成侵权和欺诈。相关方面必须立即停止，否则，将视为非法并追究法律责任。”
文化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指出，问题社团“中爱联”在清理整顿期，违规成立已被撤销的“全国小记者培训活动中心”并开展活动是错上加错。
记者致电咨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鲁女士，当被问及“‘全国小记者培训活动中心’是否合法”时，鲁回答：“该中心确实存在，正在浙江嘉善兴建‘小记者培训基地’，我们之间是有协议的。”
“海内外小记者专项基金管委会”官方网站这样显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江丹等人出席了该基金的成立仪式。‘嘉善小记者基地’拟占地300亩，投资约10亿元人民币。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吴昂坪等人于5月24日还亲自视察该基地的筹建工作。”
据了解，文化部社团办对“中爱联”的清理整顿工作已一年有余。对此，文化部社团办主任王吉称，“中爱联”仍处于清理整顿期，“但清理整顿工作组放暑假了，全都没上班，具体情况不清楚。”(据新华社电)
“共和国脊梁”评奖黑幕重重
“共和国脊梁”评奖主办方之一的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秘书长李和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爱联’早在2002年和2003年先后两次作为主办方之一参与过‘共和国脊梁’的评奖活动。但今年的评奖，我会没有参与评审，没有参加颁奖典礼，更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记者问：“那为何贵单位还在活动主办方之列？”李和平含糊回答：“只是挂名，因为另一主办方《影响力人物》杂志社总编辑刘学文经我会某常务理事牵线，邀请我会担任名义主办方。”
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和《影响力人物》杂志社也是本次评奖活动的主办方。据记者了解，“中经报协”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的全国性社团。按照有关规定，在社团举办评奖活动前，应征得上级主管单位批准。
“中经报协”秘书长王兆平对这次评奖活动是否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不置可否，但并不认为违规。“因为目前没有规章明确约束媒体举办评奖活动，本次活动的具体工作恰恰由我会的会员单位《影响力人物》杂志社操作，并非由我会(社团)主办，我们既没参与评审，也没收取任何费用，只是挂名。”
然而，记者获得的《“中经报协”批复函(2011年4月21日)》明确显示，“中经报协”同意作为本次评奖活动的主办单位之一，而且批复函盖有公章。
更蹊跷的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作为本次评奖活动主办方之一的《影响力人物》杂志“身份”存疑。记者在新闻出版总署官方网站的“新闻机构在线查询服务系统”上搜索发现，该杂志并未登记注册。新闻出版总署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在系统中无法查询的媒体属非法媒体。”
《影响力人物》杂志社总编辑刘学文向记者解释说，该杂志是广东省《亚太经济时报》社下属的周刊，“不卖钱、不发行、只赠送”。
然而，该杂志对外网站“yxl.dooland.com”宣称“《影响力人物》是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主办的一本大型全彩高档人物月刊”，而且杂志封底明确印有“定价36元”的价格标识。
记者随后致电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秘书长姜昆核实获悉，不仅该会没有下辖该刊物，而且姜昆就在不久前接到过“共和国脊梁”组委会的电话邀选，但被姜拒绝。
面对大量事实，《影响力人物》杂志社总编辑刘学文不得不向记者透露本次评奖的经过：“这次评奖共有书画展、‘共和国脊梁’征文、‘共和国脊梁’评奖和西柏坡采风四项内容，其中担任‘共和国脊梁’评奖的评委共有7人，都不是权威专家。评奖标准都是这7人自定的。评奖初期先选定20位名人进入大名单，根据谁能参加颁奖典礼确定最终的‘10大共和国脊梁’。”
针对网民质疑的“乱收费”问题，刘学文承认，这次评奖虽未对获奖者收费，但所邀请的全国各地100多名参会者，每人需缴纳3800元“参会费”供食宿费用。
回放
倪萍：
“拿钱夺奖太不要脸”
有网民爆料称，一些带“脊梁”名号的评奖，参加者只要缴纳9800元“会务费”便可获奖。不少网民直指倪萍“花钱买奖”。
针对网民“花钱买奖”的质疑，倪萍接受记者专访时说，7月初，她收到一个自称是“纪念建党90周年组委会”发出的“共和国脊梁十大杰出艺术成就奖颁奖典礼”邀请函。主办方随后来电说，她与田华、李双江、张继刚、刘兰芳等老艺术家一道获此殊荣，颁奖时间是7月10日，地点在国家会议中心。
“当时我第一反应是这个活动与建党90周年有关，评奖很严肃。再加上觉得能和这些老前辈同台获奖，是一种荣幸，就答应了。”倪萍说，她自始至终没向任何单位或个人缴纳一分钱的所谓“获奖费”。“在我的生涯中，从没干过托人甚至拿钱夺奖的勾当，我觉得这太不要脸。”
“共和国脊梁系列活动组委会”秘书长、主办方之一的《影响力人物》杂志社总编辑刘学文向记者证实，对本次活动的获奖者，组委会并未收取任何费用。
记者在主办方的邀请函上看到，这项活动由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影响力人物》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主办。邀请函并没有关于“收取获奖者费用”的内容，反倒有“如能出席，组委会将颁发奖金5000元略表心意”的字样。对此，倪萍助手说：“这钱我们根本没要。”
针对网民关于“配不配‘脊梁’称号”的问题，倪萍回答：“我觉得自己不配，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所以在颁奖典礼上我说，和同时获奖的田华老师等艺术家相比，我真的不配拿这个奖，如果能退的话，这个奖我退了吧……”
当听说这次评奖内幕后，倪萍心有余悸：“我曾获过无数奖项，从没怀疑过奖项的真假，更无从核实。如果知道它是假的，我肯定不会参加。但这次事件给了我一个巨大的警醒，今后对这类活动我得留个心眼儿，弄清组织者是谁、颁发者是谁、调查过程怎样后再确定是否参加。如果有组织者利用文化界人士出名甚至敛财，利用人们的善良玷污公益和慈善的招牌，我绝不容许。”(本报综合报道)
评论
民间组织双重管理
期待监管改革提速
我国对民间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成立民间组织须先找一个政府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然后才能到行政主管单位——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双重管理体制本意在于加强管理，让民间组织处于两个“婆婆”监管之下，但事实情况往往是，两个“婆婆”相互推诿，谁都懒得管，由此导致民间组织管理上的一大弊端——重审批、轻监管，登记成立的门槛很高，而一旦成立便往往放任自流。
实际上，“脊梁奖”闹剧从一个侧面表明，要求民间组织必须挂靠在一个业务主管部门的名下，实在没有太大必要，这种“业务挂靠”对于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业务主管部门连自己的“业务”都忙不完或者忙不好，哪里有心思、精力去监管名下的民间组织？
没有积极意义也就罢了，双重管理体制还至少存在两个弊端：其一，由于必须找一个业务“婆婆”挂靠，致使很多民间组织因找不到“婆婆”而无法登记注册。据报道，中国目前有300多万个民间组织，只有44万个在民政部门注册，即近九成的民间组织处于不合法状态，这种“不合法状态”既让很多民间组织无法开展正常活动，也因其完全脱离监管而潜藏巨大的社会风险。其二，那些获得了合法身份的民间组织，因有挂靠的政府部门做靠山，往往派头很大、胆子很大，其半官半民的身份被称作“二政府”，一些民间组织经常假借“婆婆”的名义四处招摇撞骗，搞起活动来动辄冠以“中华”、“中国”、“共和国”的大名头，很是唬人——想想看，假如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和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不是背靠国资委、文化部这两棵大树，他们敢用“共和国脊梁”这样的大名头吗？即使敢，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被唬住。
中国社会发展亟须民间组织成长壮大，民间组织管理应从“重审批、轻监管”转为“轻审批、重监管”。怎样“轻审批”？前不久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民间组织将可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不需要挂靠业务主管单位。怎样“重监管”？仍是李部长所言，民政部门将对上述三类民间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也就是说，民政部门将成为民间组织“二合一”的管理单位，避免两个“婆婆”相互推诿。
民间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而“脊梁奖”闹剧无疑表明，这项改革需要提速，尽快进入实践层面，而不能停留在口头上。
戳到脊梁的评奖
夏昌奇
倪萍获“共和国脊梁”奖引出了麻烦。
公众最初的质疑，是谁配得上这个奖。脊梁，这个词还好理解。不管你有没有学过医，摸摸自己的后背，大抵是可以找到的。但一个国家的脊梁是什么？该到哪里去找？
接下来的事颇具戏剧性。获奖人的资格看起来不再重要，因为这个“共和国脊梁”奖本身是成问题的。有网友爆料，“脊梁奖”原来是一场由评奖贩子操作的收费发奖的商业活动。该奖项的实际组织者、评选组委会秘书长、《影响力人物》杂志社总编辑刘学文照例否认了网络“谣言”，但跟进的媒体证实了网友的一些说法。获选者倪萍称该活动没有收取任何费用，但“共和国脊梁”评选活动组委会外联部阮仕林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这种活动当然是要收钱的了。”
这种活动，说白了就是几个人打着某某机构的牌子，仗着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拉着一帮“名人”帮衬搞出来的一个大忽悠。获奖的，得了看起来光鲜无比的帽子一顶；发奖的，将亮闪闪的真金白银收入囊中。有供给有需求，甲方乙方俱全，是彻头彻尾的一笔买卖。这种活动不收钱，实在是说不过去呀。
从有没有获奖的资格，到有没有颁奖的资格，这是公众质疑的一个转换。公众所质疑的，不仅是评奖沦为买卖，降低了格调，变了味道，同时，公众也在质问，像这样打着某某协会的幌子搞的评奖是否正当合法？事实上，现实社会中像“共和国脊梁”这样的奖评套路，可以说是通行的做法，已经成为像某某协会这样挂靠于政府部门的“非政府组织”招财进宝的日常工作。只是多数奖项的气场不够。能用“中华脊梁”、“共和国脊梁”这么大帽子的毕竟是少数。
评奖是需要权威性的。这些某某协会哪里来的权威来评奖颁奖？这也是备受公众质疑的地方。有人认为这事应该由政府来干。我看未必。政府是有权威的，但政府的权威是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制定和监督执行产品质量标准，不让牛奶里加三聚氰胺，不让桥梁接二连三地垮塌，这是政府使用权威的正地方。评奖，不是政府分内之事。
世界上一些鼎鼎大名的评奖，如计算机协会颁发的图灵奖、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的菲尔兹奖等，其权威性与政府都没有关系。不仅学术界如此，娱乐界亦然。电影界的奥斯卡奖、音乐界的格莱美奖也是行业评选的结果。为这些奖项的权威性担保的，既不是政府，也不是金钱，而是日积月累起来的行业声望。
中国的某某协会有多少行业声望呢？这些半官方的“非政府组织”利用行政资源搞搞刀切豆腐两面光的评奖活动，也算是有所为吧。坚定不移地改革我国社会团体管理制度，让真正的行业协会能够合法成立取而代之，或可消灭“脊梁奖”这样的闹剧。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