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花无果：晚清立宪归于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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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金中 文图
引子
1906年9月1日，慈禧宣布大清预备立宪，预备期限12年。
对于这一做法，史学界普遍认为，有欺骗嫌疑。所谓预备期12年，不过是慈禧生前欲保住自己权力：我活着，立宪预备着，我死了，你们再立宪。
应该说，这个说法是一针见血的。作为晚清政治家，慈禧深知如不立宪，不足以消除海外革命党的影响，也会让开明士绅和官员离心离德，但如果实行宪政，以前毫无限制的皇权会受到制约。
因此，所谓的预备立宪，就是在这种矛盾中进行。一方面，慈禧宣誓预备立宪，颁布了一系列规定，要求各地建立咨议局，筹备地方议事会，另一方面，清廷又连发谕旨，严禁地方绅士、学生干预政事，并严令禁止演说、发电妄言等。
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国内外立宪党人的反对浪潮。
1908年6月，上海预备立宪公会两次电请速开国会，以两年为限。
7月，河南在京官员代表河南递交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
8月，山西代表到京提交请愿书，请速开国会，签名者达两万多人。
…… ……
这符合后来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形势逼迫下，清王朝在1908年9月公布预备立宪时间表，将预备立宪期限改为9年，9年后召开国会。同时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预备立宪清单》等立宪文件。其中《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预备立宪清单》两个文件的起草者，都是杨度。
对于杨度执笔的这两个文件，后来史学家多有指责，《钦定宪法大纲》所列君权过大，而《九年预备立宪清单》列入的都是不急之务，对召开国会、设立议院等没有列出。
对此，杨度认为，中国国民文化程度远不如日本，仍应以君上大权维护国家统一，“当知君权不能统一，则全国必致瓜分”。（《杨度集》）
杨度所起草的《九年预备立宪清单》并非一无是处，其中地方自治就有很大可取之处：地方建立议会和自治机构，地方审判机构和警政机构的设立，人口和财务普查，普及教育的详细规定等。
但是，这样一个极力维护君权的立宪主张，清朝贵族和旧势力依然不买账。
步履维艰，立宪遭逢巨大阻力
对于晚清立宪运动，后人指责的多，肯定的少。究其缘由，是因为进步的东西太少，而维护旧有的东西太多。
骆宝善认为，看待这个问题，应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现代人看立宪，恨不能一天之内就成为立宪国，走上国强民富的道路。晚清末期，僵化的官僚体制、腐朽的满清贵族和旧有的思想体制都非常强大，要改造他们是非常困难的，批判立宪运动的弊端，但不能否定立宪党人在那种困难的局势下所取得的一些成绩。
立宪，立宪，通过宪法限制君权，头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清朝贵族。尽管满人官僚中不乏载泽、端方这样主张立宪的开明人士，但以后来的摄政王载沣为首的大多数清朝贵族是反对立宪的。
1908年6月，为了做贵族和朝廷大员的思想工作，清廷专门在颐和园外务部公所召开特别会议，袁世凯特意请杨度现场解答。朝廷大员们“开列疑难问题数十条质问杨京卿”，杨度逐一回答。这次会议进行了四五个小时，可见守旧势力的刁难程度。
一次奕劻主持召开商讨立宪的会议，袁世凯提出应该建立责任内阁，遭到了载沣的激烈反对。据史料记载，当辩论不过袁世凯后，载沣居然不顾王爷身份，当场破口大骂，当奕劻的儿子载振表示赞成袁世凯的主张后，载沣恼羞成怒，居然拔出手枪想要对袁世凯动武。
对于立宪运动，清朝贵族反对，守旧势力更是百般刁难，甚至也有失礼数的谩骂殴打。
在资政院讨论大清新刑律案时，杨度以宪政编查馆特派员的身份，赴会发表演讲，说明新刑律修改的主旨，希望能说服守旧势力接受新刑律。但守旧派极端顽固。据当时的新派议员汪荣宝的日记描述：双方“各逞词锋，舌战炽烈，叫嚣哄争，不可开交”，最后辩论发展到相互谩骂，新派议员年轻气盛，守旧派在口舌之争上显然不是对手，于是俞长霖、劳乃宣等人居然对新派议员“扯领纠斗”，场面一度失控。（《近代史资料》）
由于守旧势力的强大，尽管最终新派议员做出妥协，但新刑律在资政院表决时仍然没有通过。直到1911年1月25日，在经过反复斗争后，这部新刑律才颁布实施。
逆流而动，皇族内阁打上死结
自1908年4月入京后，尽管立宪运动在清朝贵族和守旧势力的阻挠中步履维艰，但毕竟还是在往前走，官员培训、新式学堂、地方自治等都有了一定进步，在杨度决心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候，传来晴天霹雳的消息：袁世凯倒台了。
1908年11月，慈禧、光绪双双驾崩，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没有了袁世凯的支持，立宪运动在载沣的打压下逐渐走入死胡同。
载沣是慈禧生前重点栽培的接班人，对于这位王爷，史学界的评价大致是“目光短浅，不学无术”。载沣既无慈禧操控朝政的能力，也没有端方等人的开明思想，只知道紧抱着权力不放。
面对潮流，如果不能抓住机会，就有可能栽跟头。载沣就是这样。
随着各省咨议局的开办和各项宪政预备的推进，速开国会、早日立宪几乎成了精英阶层的共同心声。1909年底，16个省的咨议局联合成立了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并选出代表赴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组织内阁。
其实，慈禧之所以要搞12年（后减为9年）预备立宪，是担心自己生前被宪法限制权力。现在老佛爷驾崩了，载沣捧着9年预备期当个宝，生怕自己摄政王的权力受到宪法限制，结果错过了笼络人心的大好机会。
1910年1月，十六省的联合请愿遭到载沣的拒绝；6月，十六省再次请愿，据说有30万人签名，但载沣再次拒绝；10月3日，十六省通电全国，进行第三次请愿。
第三次请愿得到了以东三省总督锡良为首的十八位督抚、将军和都统的支持，这些封疆大臣联名致电军机处，呈请速开国会，组织内阁，立即立宪。
杨度在给载沣的奏折中也呼吁：“非速开国会，不足以救国势之危。今资政院初开，即以速开国会为请，民心所欲，己可概知，”并警告，“若朝廷不允所请，则草泽横议，必十倍于今时”。
在如此人心向背的局势下，脑残的载沣居然做出决定，预备立宪期缩短为五年，“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
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十三名成员，满族贵族占了九名，汉族官员只有四名。
消息一出，举国哗然，民间称之为“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的成立，实则是晚清立宪运动的彻底失败。清廷的愚蠢之举让本来拥护他们的立宪党人极度失望，这些人是反对孙中山革命、赞成立宪的，但满清贵族对权力的贪婪和无能让他们在未来的革命浪潮中离心离德。
“皇族内阁”也让地方督抚大员异常反感，“皇族内阁”剥夺了督抚直接给皇帝上奏的权力，这对早已坐大的地方势力来说是不小的打击，这也埋下了后来地方势力在革命中“坐山观虎斗”、不愿意“勤王”的祸根。
晚清立宪，不仅没能结出果实，大清王朝也在满族贵族的自负和无能之下失去了最后的救赎机会。
套在脖子上的绳子，被载沣打了一个死结。
在立宪运动走向死胡同的同时，立宪党人的处境也越来越糟糕。杨度作为立宪党领袖，首当其冲。
1909年9月，趁杨度回湘公干，御史胡思敬突然上疏弹劾杨度，“留学东洋，首倡革命，造谣惑众，形同会匪”，要求将其密捕解京，“审拟定罪，以靖人心，以毙后祸。”
1911年初，胡思敬再次参奏，说杨度演说新刑律，“破坏伦常，把持朝局”，请求“睿裁”。
胡的两次奏折都被载沣“留中不发”，后世史学家猜测背后可能就是载沣指使，为的是给杨度一个教训。
杨度虽然没有获罪，但1911年5月，京城到处流传杨度跟广州革命党有勾结的消息。据汪荣宝的日记载：“子函言闻诸韩晋卿，今日有廷寄到陆军部，逮捕杨哲子，云因粤事牵连，将处以监禁之刑。予因疑其妄，而晋卿方官陆军部，所言当必有据。殊大骇异，急以电话四处探听。”经过多方打探后，汪荣宝得悉杨度无事，大为感慨，“甚矣京师谣言之多也”。（《汪荣宝日记》）
但杨度毕竟是知名人士，清廷“皇族内阁”成立后，还需要其装点门面。奕劻担任“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后，让杨度担任统计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