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长沙因经济增速而夺目，然而，面对本刊记者的采访，当地主政者谈得更多的并非发展的速度，而是发展的质量。作为国家“两型社会”试验区的主要城市之一，长沙正努力探索一条高增长、低代价的双向追求发展路径。

　　在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中国城市中，长沙的综合竞争力已位居第9位，“十一五”期间提升了19位。中国社科院2011年5月发布《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所提供的这些数据，显示出长沙的发展具有“跨越式”的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其因经济增速而夺目。在过去五年，长沙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3%，2010年达到4547亿元，在大陆地区省会城市中连超5个同类城市，跃升为第7位，而排在其前面的全是副省级省会城市。

　　继去年年初实地调研之后，《瞭望》新闻周刊日前再次到长沙采访，试图进一步解码这个城市“跨越式”发展的与众不同之处。

　　发展指标：并非一个GDP

　　与前述排名相较，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谈得最多的并不是发展的速度，而是发展的质量。他说，“体现发展质量的指标更值得关注。”

　　采访中，对那些质量指标，陈润儿会脱口而出且流露出浓厚的关注力。

　　例如，在环境方面，他关注长沙的空气优良率、地表水质达标率、污水处理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等。他说，长沙的这些指标都接近或达到100%；在工业方面，他关注万元GDP能耗和排污率，他说，长沙的这些指标都处于全国先进水平；在生活方面，他关注房价收入比、文教消费等指标，他说，长沙的房价收入比是全国最低之一，文教消费则是全国最高之一。

　　在陈润儿看来，只有做到发展的数量与质量统一，才有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而当下的发展，则须以群众受益程度为检验标准。

　　2010年年底，长沙连续第三次获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建设幸福长沙，是执政为民的基本要求，是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长沙市市长张剑飞对记者说，“政府的基本价值就在于维护和发展群众利益。”

　　科技创新：不满足于“娱乐之都”

　　古城长沙，曾是蛮夷之地，屈原、贾谊流落之乡，经千年经营，成一方之雄，近代史上名人辈出，又在1938年抗战之时的文夕大火中毁于一旦。

　　时光指针拨至当代，过去更为蛮荒的广东，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中部的湖南及其省会长沙则一度失落于“不东不西、不外不内”的“中部尴尬”之中。

　　往南，不如广州得沿海开放之利，往北，不像武汉扼住长江要冲，区位优势并不明显。煤、石油等自然资源之大宗，亦乏善可陈。相当长时期内，长沙只是一个农业经济时代的区域中心。经多年努力，进入“十一五”时，长沙依然只能算是一个“中不溜”的城市。

　　从上世纪末开始，电视湘军的崛起为长沙带来了相当大的名声，可单是电视娱乐业对一个六七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崛起而言，是不够的。

　　“长沙不能只满足于当‘娱乐之都’”。陈润儿对本刊记者说，“长沙要追求更高质量、更有后劲的发展。”要大发展，长沙自然资源有限，“但是，社会资源无限。”陈润儿说。

　　将这一语付诸行动，会给长沙带来别开生面之局。长沙将开发“社会资源”的“首要位置”给了科技创新。

　　“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湖南历来盛产人才，作为省会，长沙坐拥首利。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知名高校云集于此，数十名“两院”院士领军其中，人口不到300万的市区，拥有40多万名专业人才和近30万名科技人才。

　　“把科技创新作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长沙市委市政府明确，以新型工业化为载体，努力走出一条由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转变、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由投资拉动向科技驱动转变的路子。

　　科技创新，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通则，几乎每一座城市都会强调这一概念，然而真的能将这一概念转变成为现实生产力，是需要有一系列筹划和努力的。“犹如种子的发芽生长需要适宜的阳光、水分一样，科技创新亦离不开配套政策的支持和引导。”长沙市政府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蒋集政说。

　　“长沙45条”，在受访者中不时被提及。这是指2007年长沙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积极促进产学研合作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暂行规定》，其内容有45条，其中，不乏政策本身的创新内容：

　　比如，出让科技成果，可从转让费中提取不低于20%的金额一次性奖励科技成果完成人；企业自主转化科技成果取得成效的，除享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外，市政府再给予企业相关研发经费20%、最高可达100万元的经费支持。

　　这些政策并不是“软概念”，而是有突破的、包含了“干货”的硬措施，且有可操作性，因此，令国内许多城市的科研人才“刮目相看”。

　　“长沙45条”实施的一项结晶体，是促成了中国（长沙）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会在长沙的永久落户。迄今，这个交易会，已连续举办四届，成为继深圳高交会、北京科博会之后第三个全国性的科技成果转化盛会。有统计说，四届长沙科交会共签订科技合作项目847项，金额达815亿元，项目履约率达81.8%。

　　“要让长沙成为现代化人才集聚中心和创业基地。”陈润儿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重创全球，但对长沙科技蓝图而言，却成了引进人才的一大机遇。

　　2009年春节刚过，长沙推出了引进国际高端人才的“313”计划，即在3年内引进100名高端技术人才、高层管理人才和高级经营人才，以及30个高端人才团队。目前该计划已完成大半。

　　同一年，长沙还启动引进储备万名优秀青年人才计划，目前已到岗3000多名。对引进的人才，长沙市分类予以奖励并提供各类保障，做到“政府出钱、企业用人”。

　　对年轻创业者而言，长沙是一块热土。2009年年底，刚毕业的大学生黄钿先等人合资50万元创办了一家公司，当月就实现盈利。创业初期，他们享受到工商税务登记绿色通道的便利、相关工本费用的减免以及每月800元的房租补贴。他比较后认为，“长沙扶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是全国最好的地方之一。”

　　“两型”试验：西进改变的不仅是城市格局

　　一条湘江，把长沙城划分为东西两半，长期以来形成了“东市西文”格局，某种程度上则是“东重西轻”，河东为政治经济中心，河西则为文教中心。

　　一项前所未有的大手笔，使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2007年年底，长株潭（长沙、株州、湘潭）城市群与武汉城市圈，一道成为全国“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崛起为“世界工厂”，但付出难以承受的土地、空气、水、劳动力等资源代价。在此大背景下，中央提出了要走科学发展之路，“两型”试验便是为科学发展探路的一项部署。

　　如何破题？作为长株潭的龙头，千年古城长沙担负的新使命，引人关注。

　　小桥流水，树木葱茏，鸟语花香，老少市民在此休闲游玩，享受炎炎夏日里的清凉。这里，是长沙新辟的洋湖湿地公园，一个过去荒草丛生、水患深重的千年大垸。由此往北车行十来分钟，梅溪湖开始蓄水，周边土地已完成拆迁，半年前，梅溪湖国际服务区实现整体招商。这个昔日的葡萄沟，即将转身为具有国际品质的文化艺术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高端商务中心。

　　洋湖、梅溪湖，“两湖”是大河西先导区“两型社会”建设的缩影。

　　因东部腾挪空间有限，2008年上半年，长沙市作出一项决策，在河西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大河西先导区”。

　　“大河西先导区的探索，可改变长沙城区‘东重西轻’的格局，拓展长沙发展的战略空间，这与国内诸多城市建设新城区有异曲同工之妙。”长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大河西先导区管委会主任谢建辉告诉本刊记者。

　　值得观察的是，大河西要承担为探索“两型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不可重蹈以往粗放式发展的覆辙。

　　大河西先导区成立伊始，即实行“三规合一”，在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中同时编制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及建设规划。在规划中实行“反规划”，1200平方公里的规划范围，首先确定的是610平方公里的禁建区与150平方公里的限建区，再确定开发建设区，三分之二的面积被规划为保护区域。

　　2009年6月，国家环保部将大河西先导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列为全国首个“两型社会”综合配套规划环评试点项目和部省框架合作协议先行示范项目，并在全国率先试点。2010年8月，先导区的两型发展实践通过国家环保部考核，正式获得全国首份“两型通行证”。

　　低消耗的发展，才能称得上是高质量的发展。大河西先导区成立以来，对坪塘老工业基地的21家污染企业实现了全面关闭退出，成为湘江治理史上力度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战役。仅此一役，每年就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污水、粉尘等排放量近40万吨，占长沙城区污染物排放量的45%。

　　区内56家非煤矿山，也因污染严重、存在地质和安全隐患，或被关闭或被整顿，转以生态修复进行弥补。先导区核心区范围内，也不再办理新的采矿权和探矿权许可。

　　据介绍，包括大河西先导区在内的整个长沙市，在“十一五”期间共取缔关闭、淘汰、退出“五小”、“两高”企业368家，限期搬迁和停产整治企业58家。五年来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由1.3吨标准煤/万元降至0.48吨标准煤/万元，以年均9.3%的能耗增长支撑了年均23.6%的工业产值增长。

　　“高增长、低代价”构成了长沙式发展的双向追求。

　　本刊记者在先导区内的洋湖再生水厂看到，厂址为湿地包围，自然的净化与机器的净化有序连接。据水厂负责人介绍，利用人工湿地技术对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进行生化和深度处理，比常规污水处理技术节约60%的运营成本，又可使出水水质达到城市杂用水和景观回用水的标准，节约了水资源，体现了“两型”的理念。

　　作为最大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先导区对土地的集约使用筹划颇为用心。道路建设，明确在不降低通行能力的情况下从严控制用地规模，如一条名为枫林路的城市主干道，路幅由46米缩减到36米，6.3公里节约出了土地近百亩，通行效率高而且建设用地省。在农村，如属于先导区的宁乡县关山村，全村494公顷土地，通过规划进村，国土综合整治，不仅改善村庄面貌，新增耕地128公顷，还节约建设用地26公顷。

　　精细管理：“小事”背后的城市品质

　　一位市长要管哪些事？“市政府前的绿地建停车场对公众开放”、“新修的过江隧道为什么只设四车道”、“交通指示牌和广告牌如何摆放”……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张剑飞讲的大多是“小事”。他说，“花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一笔笔细账算下来，也不是小数目。”

　　他告诉记者，2010年通过优化政府投资项目方案设计，加强可研评审和招投标管理，严格控制超预算投资，核减投资规模23.8亿元。通过加强项目前期工作论证，优化必选建设方案，如湘府路大桥经方案优选节约投资7.29亿元，节减率达41.5%。

　　谈小事、算细账的背后，是城市精细管理的理念。2008年年初，长沙市十三届三次人代会明确提出，推进政府精细化管理，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张剑飞说，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政府转型的重要目标，服务的精细程度，直接决定了服务的质量。

　　这位拥有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学博士学位的市长，努力将其精准和细致带到城市建设中来：

　　“下水道，埋在地下，一般上级领导考察时不会去看，老百姓平时也不会太关注，但这可是城市运行和与老百姓生活切身相关的重要细节，文明的城市一定要把这种事做好，几年下来，我们的污水处理率很快就要达到100%了。”

　　“我们把暂时堆放的垃圾用布盖起来，有人认为是这是搞形式主义。其实，这是为了防止污尘扩散的必需举措。发达国家、发达城市都会这么做。”

　　蒋集政交给本刊记者一份有关调查报告，长沙市推进政府精细化管理，除城市建设突出细节管理外，还包括政府投资突出全程管理，公共财政突出规范管理，公共资产资源突出效益管理，行政审批突出流程管理，社会事务突出民主管理，等等。

　　蒋集政说，精细化管理仍是当前政府管理领域中的新事物，即便是先行探路的长沙，在诸多方面也有待提升。

　　比如，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对精细化管理还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认为“没必要”、“自找麻烦”、“难得搞”；又如，部门职能分工不尽科学使得精细化管理推行不易，有的职能交叉重叠，有的职能互不衔接；再者，精细化管理的流程规范尚未建立，行政裁量权不够规范，行政问责落实有难度；除观念、政策制度上仍有缺失外，技术支撑体系亦显滞后，评价、培训、标准等环节不健全。

　　为此，该调查报告建议，政府精细化管理须精确定位，细化目标，精益求精，量化考核。

　　“追求有质量的发展，提高管理的质量就应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张剑飞认为，推进政府精细化管理，就是要实现用同样的钱，干出更多的好事；同样的人，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民生吏治：干部“难受”、市民快乐的逻辑

　　2010年10月10日，电视机前的长沙市民看到了这样一幕，市委书记和两百多名农民工围坐一起，在摄影机前公开对话。

　　此后，陈润儿又陆续与国企改制工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开展对话。并在长沙电视台播出，节目的收视率一度居竞争激烈的湖南电视栏目的前列，观众平均忠实度更是排名第一。

　　2011年4月，烈日之下，他与市民在一个保障房小区对话探讨住房保障。本刊记者看到，现场相当活跃，100多位市民通过举手提问的方式，反映自己的情况和诉求，一些问题还相当尖锐，涉及廉租房保障标准、经济适用房产权定性、拆迁安置补偿标准、分配不公以及主管部门工作方式等问题。

　　市民陈星反映，自己是无房户，妻子单位破产，现在每月只能拿700多块钱，他自己工作没有底薪，每年有两三万元的收入，孩子正在上高三，家庭负担重，买不起商品房，想申请一套廉租房，但是又不够长沙市公布的条件，因此想请书记帮助解决。陈润儿告诉他，他不属于长沙市廉租房的保障对象，但是能够申请公共租赁住房，还告诉他根据“分类保障”的原则，廉租房要优先保障城市特困户和低保户的需求。

　　长沙市委推出公开对话之初，外界有人怀疑是否是在“作秀”。陈润儿说，如果使对话常态化，真正形成解决群众诉求的渠道，人们自然就不会说是“作秀”了，而是看“作为”。

　　公开对话的一年前，长沙市还曾将市政府常务会议过程通过电视、网络和电台“全媒体”现场直播。

　　书记对话与政府会议的直播，所涉皆是民生议题。而敢于公开，自有“作为”的底气支撑。同时，这本身就有一种拉近官民距离、疏通干群关系的功效。

　　张剑飞在漫谈式的采访中谈到，他每天晚上睡前，都会上网，浏览市民给他的留言和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

　　2009年春季开学前，一位外来务工人员给他写信，提出其孩子就学难的问题。不久之后，长沙市研究出台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一律实行全免入学的政策，使6万多名务工人员子女受益。

　　“什么才算得上是有质量的发展？人民群众满意是绕不过去的标准。”张剑飞谈到，国内外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达到一定程度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已不仅仅来自GDP的增加或物质财富的增长，他们还渴望得到理解、沟通和尊重，渴望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如果只重视或过分强调经济总量、财政收入、企业利税等，而忽视群众关心的具体的民生问题，发展的目标就会与群众的需求渐行渐远，就会偏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轨道。

　　湘江中的橘子洲头，毛泽东在此留下了著名的词作《沁园春长沙》，时下，每周六晚的橘子洲头都会有一场焰火燃放，市民与游客皆可免费前往观看。

　　按原设计，橘子洲本是一个收费不菲的大型景区。2009年，橘子洲经数年改造建成后，长沙市顺应民意，决定将其免费开放。紧接着，包括岳麓山风景区在内的多个公园、景区一律对市民免费开放。

　　“长沙还有许多民生事业，并不是像取消收费那么容易，而是需要有勇气去硬碰硬的改革之举。”长沙市委副秘书长兼政研室主任周辉对本刊记者说。

　　2008年，河北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长沙市引以为鉴，迅速自查自纠，是年年末，发现全市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有30%没有生产许可证等问题，食品综合检测率只有40%左右，与此对应的是，相关部门监管存在漏洞，职能交叉、多头监管弊病突出。

　　为此，2009年，长沙在全国率先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组成了全国第一支食品安全执法大队。这也为第二年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探索了经验。在2010年全国食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长沙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城市代表介绍了相关情况。

　　同样为公众关注的住房问题，长沙亦曾有破冰之举。2007年，长沙在全国城市中率先成立住房工作保障局。在此之前的几年，长沙市经济适用房一直以实物分配为主。截至2007年底，长沙市经济适用住房累计竣工1239万平方米，完成投资123.79亿元，销售14.94万套。然而，长沙的住房保障压力仍然很大，据这一年年底统计，长沙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中，还有11138户无房户，经济适用住房积压待购户约3.15万户。为满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长沙市改革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方式，2008年在省会城市中率先对经济适用房改实物分配为货币补贴：由暗补变为明补，由政府运作改为市场运作。

　　而长沙“治庸”，则曾是一件让长沙的干部们“难受”的事。从2007年开始，长沙开始改变绩效考核方式，全市800多名副处级以上官员，每年都要评出个人政绩得分，并排出四等。

　　不同于以往“只要没有‘硬伤’，就很难评出‘基本称职’或‘不称职’的考核‘大锅饭’”，这四年，长沙的“庸官”地位不再那么牢靠了，89人（次）被诫勉，15人被免职、撤职，其中绝大多数并没有受到党纪、政纪、法纪处分等“硬伤”，就是因为一个“庸”字。

　　“此间的阻力之大，都可以想象出来。但市委市政府治庸的决心很大，制定了一整套制度，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逐步化解了阻力，更重的是激发出了各级干部积极高效的工作作风与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反衬出了庸者。”市委组织部门的一位同志告知本刊记者。

　　推进科学发展就需要各级干部真正树立科学发展意识，就需要各级干部奋发进取，而且在科学发展上要形成制度保证。陈润儿说，“制度优势是一个城市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也是长沙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人治的做法、特事特办、临时措施等，形成不了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