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基辅记者朱冬传

　　聊起乌克兰的公车改革，资深记者乌科洛夫回忆说:1992年乌克兰独立初期，第一届议会通过内部决定，每一位议员配一辆日古利车，当时曾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后来不得不取消“特殊政策”。国家议员只好坐地铁和公交上班。当时议长普留希参加纽约新千年首脑会议时，乘坐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飞机，代表团一共只有4人，分别是议长、助手、翻译和一名保镖。会议期间，代表团住的是联合国大会提供的五星级宾馆，会议一结束，代表团就搬到了驻地外交官的家里去住。

　　而反观当下，每次政府官员出行，动辄都是上百号人随从。2000年后议员待遇“升格”，只是他们的助手乘坐公交。如今的阿扎罗夫政府中，多数部长、副总理的车都已跑了50多万公里，且大都是2001年产的奔驰。国防部长米·叶热利和内务部长阿·莫吉廖夫的公车是1996年的雷克萨斯。机关的公车主要是2003至2005年间购买，副总理鲍·科列斯尼科夫开自己的车上下班，涅·舒弗里奇在任紧急情况部长时也是如此。

　　乌科洛夫深有感触地说，公车改革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有时削减非但不会遏制腐败，反而会进一步加剧腐败。如果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看似再强力的措施，效果也不会很理想。公车削减是好事，但不应是行政改革的唯一重点，打击腐败的重点不能仅仅是从削减公车数量上入手，而更应从制度上、权力上切入，制约权力、规范行政。

　　另外，公车过多，不单是资金浪费，而且也不利于环保，排放过多的尾气会污染环境。在这方面，乌克兰在回归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要像北欧国家学习，大力提倡政府官员骑自行车或乘公交上下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低碳生活和倡导一种更健康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乌克兰独立20年来，总体上说，历届政府在反腐倡廉的执政方向上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堪称铁腕的改革举措也一再推出，但为何还会出现“人员越裁越多，公车愈减愈多”的怪现象呢?究其原因，鉴于其独特的历史，人们难免会列出个七七八八来，但最重要的，恐怕除了制度的因素外，还有政府官员乃至公务员队伍廉洁自律意识的淡薄。毫无疑问，乌克兰人民最想看到的，还是廉洁自律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