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美国股市大跌，为近两年内美国股市单日跌幅之最。接着，标准普尔正式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一级。虽然美国债务危机随着奥巴马总统签署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的两党协议而躲过一劫，朝野上下依然责难声一片。有评论认为，奥巴马总统是最大的输家

　　程金华

　　虽然美国债务危机随着奥巴马总统签署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的两党协议而躲过一劫，朝野依然责难声一片。《金融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说，这个协议不算历史上最糟糕的，因为还比不上1938年的慕尼黑协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先是在7月29日的《纽约时报》专栏中表达了对“中庸主义”的奥巴马政府被共和党极端主义者政治绑架的无奈，继而在8月1日的专栏中批评了奥巴马的投降姿态。后一篇专栏标题是“总统投降了”。在克鲁格曼看来，奥巴马总统以削减政府开支为代价来换取共和党人对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的支持是一个灾难——这个协议不仅会进一步恶化美国的经济，还会加剧美国长久以来的赤字问题，并且导致美国堕落到“香蕉共和国”的状态。

　　既然作为民主党拥趸的克鲁格曼都持如此批判态度，共和党人更是不遗余力地落井下石。作为前总统小布什“政治脑袋”的卡尔·鲁夫日前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分析说，在这场关于债务上限的肉搏战中，没有赢家。只不过，民主党比共和党输得更惨；奥巴马总统则是最大的输家。鲁夫认为，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奥巴马总统付出了最昂贵的代价:当他签署最终法案时，奥巴马不仅得罪了他的民主党同僚，还给世人塑造了白宫政策有言无实的负面形象。的确，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佩洛西议员在第一时间对电视媒体说:“我对这个结果不高兴……”

　　尽管克鲁格曼、鲁夫和其他奥巴马的批评者持有不同的立场，但他们都同意一个看法:如同之前对一些事件的处理一样，奥巴马在此次债务危机处理中的不断妥协与退让越来越证明他并不具有坚定的政策立场，是个行政上的“软蛋”。作为此次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的附加条件，在未来十年削减两万多亿美元的政府开支将直接损害民主党人为之奋斗了几代人的新社会福利政策，更毋庸说直接限制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应该有的积极作为。如此看来，大家对奥巴马的批评也不冤枉。7月底，盖勒普民意测验显示:奥巴马的支持率已经跌破50%。换句话说，如果今天进行美国大选，奥巴马可能会丢掉“饭碗”。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称为“行政软蛋”的奥巴马总统从参选到执政一路以来却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实践一种伟大的美国政治传统:把更多的民意通过政治妥协的方式纳入到政府决策与实施中来。这种政治传统强调政治过程的妥协性、利益表达的多元性以及决策的多边主义。这种理念是美国国父们所追求的政治理想:美国总统不是某个党团的总统，美国总统是美国人的总统。在美国，政治过程的妥协性是一种源自费城制宪会议的上古之风，是一种被世人推崇备至的政治美德。作为哈佛法学院的高材生，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兼职宪法讲师(从初级到高级)，奥巴马深谙古典政治美德之道。事实上，致力于推动民主和共和两党在政策上的互谅与合作，是奥巴马最重要的竞选承诺与治理实践之一。

　　不过，可惜的是，身怀古风的政治家奥巴马天生注定是个悲情的历史角色。一方面，小布什时代的总统(行政)单边主义及其在经济与外交上的恶劣表现勾起了美国人对古典政治品德——包括多方利益妥协与权力制衡——的怀念。这种唯美、复古的政治情节帮助了华府的局外人、政治青年奥巴马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创造了奇迹。当大部分的美国人厌倦了小布什时代龌龊的、失败的政策现实时，他们诉诸于理想主义及其化身。在民主党的党内初选中，当克林顿夫妇的老朋友纷纷抛弃希拉里而转向奥巴马时，政治现实屈服于理想。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对奥巴马的公开支持。在肯尼迪参议员看来，奥巴马身上有他哥哥约翰·肯尼迪的影子——美国政治理想主义的化身之一。

　　然而，在另一方面，身怀古风的政治家奥巴马却生不逢时。首先，在普遍意义上讲，总统所尊重政治过程的协商与妥协这一上古遗风在现代行政的很多场合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早在2001年，前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现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伊莲娜·卡根女士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总统治国》。在这篇文章中，根据她的学识以及在克林顿政府担任高级幕僚的从政经验，卡根认为，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总统越来越通过行政命令等方式来强化对行政系统的控制，使得行政系统越来越听命于总统的意志，并且有效地提升了行政的效率并改善了政府的职责。换句话说，当代美国的行政已经越来越“总统化”，而“去议会化”。

　　在古典政治中，国会是行政系统的“主子”；在当代政治中，行政系统已经越来越烙上总统的私人色彩。只有这样，当代行政国家才会更有效率；因此，“总统治国”是美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势。在现实政治中，我们也容易发现，美国近年来越来越盛行“行政(总统)单边主义”。即便在奥巴马时代，外交事务中的行政单边主义也屡见不鲜。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的军队未经议会授权，便已经在利比亚进行了几个月的军事行动。

　　其次，就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国家治理而言，目前的美国更需要一个具有独断能力的行政长官带领高效的行政团队去打拚，带领美国人冲出(经济的)低谷。有时候，行政独断是政治中的必要之恶。就像罗斯福，当他的工业复兴计划被最高法院一再否决的时候，罗斯福抛出了“法院重组计划”来胁迫最高法院就范。

　　很遗憾地，古典政治家奥巴马似乎在逆着历史潮流走。当他不断地通过妥协来实践古典政治美德的同时，他的施政效果却不甚理想，至少在社会经济政策领域里如此。奥巴马在此次债务危机之后颇受诟病，便是例证。克鲁格曼说，奥巴马总统至少可以有如下三种选择:第一，早在去年共和党重新控制众议院之前就提高债务上限；第二，通过法律手段绕过政府债务上限；第三，通过法律手段来强化总统的谈判能力。但是，奥巴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只是一厢情愿地等待同一个“理智的”共和党对手进行协商。这一点使得他显得有点迂腐。

　　8月4日，美国股市大跌，为近两年内美国股市单日跌幅之最。接着，标准普尔正式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一级。这些来自市场的强烈经济信号要求政治的转向。作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可以有两种走向。其一，他变得独断，大刀阔斧地进行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不成功，便成仁。他应当清楚，任何一个伟大的当代政治家，都必须是行政的高手。其二，他继续奉行政治妥协的古典政治美德，继续让政策游走于党派的博弈之间。如果奥巴马选择后者，那么在若干年后，美国的经济学教科书势必会把当下的经济政策视为检讨的对象，而法学院的教科书里却多了一个被理论家们所膜拜的“奥巴马主义”:那是一次对权力制衡的新古典主义实践，一个对上古政治品德的美好追忆，一场经济泥潭里的政治风花雪月。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