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8月4日文章】题：专家的中国(作者胡利奥·里奥斯)

　　在中国，“专家”已是一个行将消亡的职业。秘鲁作家胡安·莫里略在其《一次海难的回忆》一书中，向我们揭示了许多当年决定留在中国为共产主义新中国贡献才学和忠诚的外国人的生活细节和故事。

　　中国革命胜利后，大批外国专家来到中国。但在此之前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的故事早已传遍中国。中国作家周而复的小说《白求恩大夫》后来还被搬上了银幕。外国专家在中国的出现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做法。苏联专家是最早给予新成立的中国政权以各方面帮助的人，他们为灾难深重的中国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援助，但好景不长。随着“大跃进”的开始，中苏关系受到诸多事务的影响逐渐恶化，大批苏联专家撤出了中国。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承认，在中国为了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和赶超苏联而开展的实验中，因为土地无收造成了许多人因饥饿而死。

　　“专家”是1949年至今中国历史演变的一面镜子。最初的外国专家都是意识形态的战士，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并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政权。但他们的生活也反映出毛主义的变幻莫测。英国专家戴维·克鲁克、波兰专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和美国专家悉尼·夏皮罗(沙博理)等传奇人物都曾遭遇过严酷对待。克鲁克和爱泼斯坦等一些外国专家还曾在文革期间蒙冤入狱。美国人李敦白在中国也曾有过一段牢狱生活。所有这些外国专家当时的生活条件都极其简陋。一些西班牙人也在那个时期从苏联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建立媒体和从事西班牙语教学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西班牙语外教工作逐渐被拉美人所取代，尤其是秘鲁人，胡安·莫里略本人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这些外国人积极参与中国的建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捍卫着中国的立场。文革对外国专家来说无疑是最艰难的一段经历，甚至在这个特殊的外国人群体中间也产生了重大分歧。强烈的意识形态上的承诺使他们更容易接近中国的权力高层，甚至掌握一些秘密。但当风向变了之后，只有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调解下，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1957年，爱泼斯坦加入了中国国籍，和沙博理一样，他还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时代过去后，大批外国专家中浮现出一股怀疑论，这是因为邓小平倡导的务实主义造成了理想的丧失。莫里略在他的书中也表达出了这种情绪，即对新政策下中国发展所取得的如此“成就”的怀疑，对重蹈覆辙的担心。一些外国专家在这个时期陆续离开了中国。对于一些人来说，离开中国的决定等同于自杀，因为他们已经无法适应原籍国的生活。

　　进入新世纪后，外国专家的特殊身份逐渐被淡化，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将近25万人，他们在各个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如今，中国人不再对西方面孔的出现感到惊讶。在教育和媒体等外国人提供援助的传统领域，过去的意识形态色彩已经让步于专业知识，非政治化成为选取专家的重要标准，中国正在为其科技发展寻找能够提供真才实学的专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