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森

　　如果说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初始，那么上海光复起义则在革命大局中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也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力量对比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使上海革命军成为长江以南最有战斗力及装备最精良的部队。

　　1911年至1912年的上海，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风云际会、狂飙突进的年代。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诸方面都颇有建树，对于整个城市的形制及社会结构的蜕变转型，具有里程碑作用。

　　然而，我们以往对此研究甚少，那个时期的上海记忆几乎湮没于岁月的轮回及纪年的交替之中。而今，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对历史的叙事应回归对历史本体的溯源，对历史的研究更应关注对历史真相的解读。

　　上海光复起义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一场沉重、艰难、筚路蓝缕的革命。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蒙难以及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的过程自然是历经艰辛，而国内举行的十几次武装起义也是轰轰烈烈。从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至1908年5月的云南河口起义，仅在这一年中，孙中山就在粤、桂、滇连续发动了6次起义。而最为悲壮的是其后的广州的“3·29”起义，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几乎全部血洒黄花岗。

　　正是有了无数英烈前仆后继的铺垫，1911年的“双十”起义才能高扬起胜利的旗帜。而后的11月3日，东海之滨的上海也举行了光复起义。上海光复起义对整个辛亥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以往的辛亥革命研究中，对上海光复起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重大的社会影响并未作深入研究及具体分析，在一些近代史乃至辛亥革命研究的著作中，上海光复起义的历史往往被忽略不计，或仅被列为武昌起义后一系列响应起义中的一例。如白寿彝任总编的《中国通史(修订本)》第19卷中就此事只提了一句：“九月十三日(11月初)，上海革命党人起义成功，同盟会员陈其美出任上海军政府都督。”可见，上海光复作为辛亥革命中的一次重要起义，其应有的历史价值并未得到充分确认。

　　那么，究竟如何来重新确认辛亥革命中上海光复起义的历史意义？其史实的佐证及史学的参照又在哪里？在翻阅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之一》时，我看到了这位辛亥革命领袖对上海光复起义的评述。孙中山先生认为，自武昌起义后，“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以得南京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孙中山选集》)

　　孙先生这段话对上海光复起义历史意义的重新评估具有指导性作用。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工程营打响了“首义第一枪”，推翻满清帝制的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消息传到上海，以陈其美为首的同盟会联络了以李燮和为首的光复会以及以李平书为首的上海商团，决定响应起义。10月31日，革命党人陈其美和绅商代表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等在白克路(今凤阳路)贞吉里李平书的家中召开会议，决定于11月3日发动上海光复起义。“当时确定南市以江南制造局和苏浙太兵备道衙门为目标，闸北以上海巡警总局(设在闸北共和路)为目标。”(尹村夫《闸北商团与上海光复》，《上海文史资料存稿》(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经过上海革命军的浴血奋战，特别是革命党敢死队与江南制造局清兵的殊死交战，起义终于奏凯。上海的光复，不仅有力策应了武昌起义，扩大并巩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还在中国最大的都市建立了一支经过革命洗礼的武装力量，从而直接对浙江、江苏的光复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上海起义前，陈其美就派蒋介石率领一支敢死队参加了光复杭州的战斗。上海光复起义胜利后，陈其美又派了一支沪军先锋队参加攻打南京的战斗，上海商团还运送了五百支快枪及其它军械支援南京的光复。12月2日，南京易帜，终使江、浙、沪连成一片，长江以南尽为革命军占领。

　　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形势依然严峻。袁世凯迅速被清王朝起用，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权倾朝野。他一边利用革命军要挟清皇室，一边又以清皇室要挟革命军，并利用手中所掌控的当时最精锐的北洋六镇军队向革命党反扑。11月1日，他所指挥的冯国璋军夺回汉口。11月27日，北洋军又攻陷汉阳，革命军死伤三千多人。北洋军在龟山上架起大炮，向武汉革命党的最后据点武昌轰击，都督府中炮后，黎元洪仓皇出逃。而正在危急时刻，上海光复起义对袁世凯的嚣张之势起到了有力的遏制作用。11月3日，上海起义获胜。12月2日，南京光复。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后汉阳一失，吾党以得南京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如果说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初始，那么上海光复起义则在革命大局中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也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力量对比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使上海革命军成为长江以南最有战斗力及装备最精良的部队。

　　由此可见，上海光复起义在整个辛亥革命中具有“关键之役”的意义，不仅逆转了袁世凯向革命军反扑的危急形势，一解首义之地武汉三镇之围，而且使上海这座各派力量争夺的城市牢牢地控制在革命党手中，从而为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的成立献上了一份奠基礼。

　　上海绅商的历史贡献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上海各界代表、民众及军人数千人聚集在上海北火车站，欢送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在前一天的傍晚，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来向孙中山致贺，有过下面这段对话：

　　“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但却身无分文。”

　　“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

　　“明天没有钱也关系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类似的记载在不少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的著作中都有，结果如何呢？对于这个悬念，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相关史料都未曾作出回答。而在由费正清先生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至1949年上卷》中指出：“据估计，上海商人资助了700万两白银，帮助孙逸仙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新政府宣布其为全国性政府，颁布了重复同盟会纲领的内容。”

　　长久以来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在大总统上任的关键时刻，是上海工商界资助了孙中山700万两白银(当时一两白银约合1元4角大洋)，也正是这笔巨额资助，为新生的民国政府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笔资助凸显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当时的革命倾向、政治抱负和社会诉求。因此，“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场革命对资产阶级的命运起了重要作用。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年至1949年上卷》)应当指出的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上海资产阶级主要是“绅商”，这些绅商都是有相当名望的实业家，并担任一定的社会职务或官职。李平书曾任江南制造局提调、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上海光复后出任民政总长；王一亭曾任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董、上海总商会议董，上海光复后出任财政总长；叶惠钧曾任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上海光复后出任沪东军都督府军政司令。

　　上海自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后，发展至清末民初，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先成熟的城市，云集了一批工商、金融、贸易、航运、建筑、娱乐、餐饮等领域的实业精英。其中一部分形成绅商阶层，大力支持或直接投身于辛亥革命。据《王一亭传》载：“王一亭曾为革命筹款数十万元，并垫付军政府所发行的公债款四十万元，以后都无法收回。”上海绅商直接参与领导了上海光复起义，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敢死队出发前，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与团员痛哭誓师：“愿团员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抱破釜沉舟之志，即夕奏功，则城中无数生灵，我团员数千之家室，得保安全。”(李崇武《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为克敌制胜做了精神上的保障。

　　上海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中，除了都督陈其美等人外，基本上就是一个绅商领导集团。具有双重身份的绅商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担当精神。小岛淑男在《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中明确指出：“1911年，驻守上海的清军被击溃后，公共租界和华界的主要商人，毫不迟疑地参加陈其美都督建立的军政府。”(1960年8月《东洋史学论集》)

　　1912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而上海的绅商正是其中的领军团队。他们不仅在上海，也在全国范围内要求实现政治、经济、社会诉求。他们要求取消厘金、减低出口税、统一币制、制订发展实业方案等。1912，上海工商业发展迅猛，当年电力的供应就增加了4倍，满足了沿苏州河两岸正在兴建的碾米厂和正在扩建的纺织厂的需要。而上海银行最为集中的江西路也已初露“东方华尔街”的风采。这一年，荣宗敬在上海集股创办了当时最大的福新面粉厂。同年，马玉山在上海开设了国民制糖公司，仅上海资本家就投资白银1000万两。上海除了原来的一批著名绅商、实业家、金融家，如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朱葆三、虞洽卿、荣氏兄弟、严裕棠、刘鸿生等人外，还崛起了一批新的实业家、金融家，如穆藕初、陈光甫、简氏兄弟、马玉山、聂云台等，从而形成了一支资产阶级精英梯队。1912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在上海总商会的倡议和推动下，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直接参政议政。会上，经上海总商会首席代表王一亭及汉口总商会代表宋炜臣、盛竹书等三人动议，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由此，上海绅商成为全国工商界的领头羊，而上海则成为全国的工商金融之都。

　　综上所述，上海的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仅为上海光复作了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组织上的保障，而且为光复后上海工业、贸易、金融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中上海城市历史地位

　　上海，以其开放的城市结构、多元的文化融合、繁荣的经济发展及租界的特殊形制等，成为中国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城市。而自武昌起义后，辛亥革命的发展形势颇为复杂。1911年12月2日，随着南京的光复，在辛亥革命的版图上，上海、江苏、浙江以强劲势态崛起。而此时，武汉已岌岌可危，汉口、汉阳已被袁世凯攻下，武昌亦成炮口下的危巢之地，都督黎元洪逃了，指挥黄兴走了，武昌已是群龙无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已宣布独立的各省驻上海代表，就以革命形势紧迫、急需组织中央政府为名于12月4日在上海召开了代表大会，选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黄兴虽不想担任此职，但为了稳定局势，同意在孙中山归国前暂任此职。

　　12月9日，已宣布独立的十一省都督根据沪、苏、浙都督的提议，推荐了上海都督府的外交总长伍廷芳为南方议和总代表。12月18日，伍廷芳和袁世凯所派的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议事厅正式举行了“南北和谈”，先后共举行了五次会议，讨论了南北停战问题和“国体”问题，并讨论召开“国民会议”以表决“国体问题”。由此可见，当时的上海已维系着辛亥革命后的社会走向和国体抉择。唯其如此，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归国后的首选之地就是上海。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乘“地湾夏”号轮到达黄浦江畔的十六铺金利源码头，当天下午2时30分，由伍廷芳邀至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100号的伍宅会商“南北和谈”之事。第二天晚上，孙先生即在沪军都督府安排的宝昌路(今淮海中路)408号寓所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取舍及商定总统人选。参加本次最高决策会的有黄兴、陈其美、宋教仁、张静江、胡汉民、汪精卫、居正等。据胡汉民记述谓：“选举及组织政府问题，当然由党商定。遂开最高干部会议于先生寓所。”(《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这个史实佐证了辛亥革命中上海城市的历史地位，此时的上海已成为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和革命党领袖的最高决策地。

　　孙中山的归来及随后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庆典，使袁世凯的如意算盘落空，恼羞成怒的他于12月30日电告伍廷芳中止南北和谈。但袁世凯一直窥视着大总统的宝座，并不打算关闭和谈之门。仅隔3天后，1912年1月2日，他又电准已辞去和谈总代表的唐绍仪继续留在上海。1月中旬，南北和谈依然在上海南阳路的“惜阴堂”中秘密举行，代表孙中山的伍廷芳向代表袁世凯的唐绍仪最后摊牌：袁世凯必须放弃君主立宪，并让清帝退位，才可能让孙中山践约退让总统之位。1月14日，孙中山通过伍廷芳再次明确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共和关键录》第一编，第71页)

　　南北和谈至此尘埃落定。客观地讲，让袁氏当国的确有妥协的成分，但也实在是出于现实的无奈，包括双方军力的悬殊、各自财政力量的差异及西方列强的向背等。如果孙中山不审时度势地做出这种退让，那么辛亥革命的结果就会直接导致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内战，灾难深重的中国将再次生灵涂炭、血流成河，新生的共和政权也很有可能被袁世凯扼杀于摇篮中，从而出现历史的大倒退。其后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历史地看，正是在上海所举行的这场南北和谈，表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战略意图和政治智慧，不仅新生的民国政府得以保存，符合历史潮流的共和政体也最终得以确立。即使后来袁世凯妄图复辟称帝，洪宪皇帝之梦也被这个历史潮流所荡涤。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其《袁氏当国》一书中指出：“以孙文为首的民国政府的架构，基本上自1912年以后一直未变也。”上海正是为这个改朝换代的时代性转变，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平台。所以，对于辛亥革命中上海城市的历史地位应当重新审视，在整个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不应忽略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及相关影响。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