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农

　　郑州一市民溺水，该市冬泳协会成立的民间公益组织——水上义务搜救队队员到场施救，遭到郑东新区巡防队员的阻止，要求出示“打捞许可证”，否则不能下水。最终，溺水者死亡。经调查，郑州并不存在“打捞许可证”。郑东新区称，巡防队无法核实搜救队员身份和判断打捞能力，本着对他们生命安全负责予以阻止，同时否认要求出示打捞证(8月8日《京华时报》)。

　　公益性组织对溺水者施救被阻止，巡防队员不仅未下水施救而且阻拦市民下水——这样一则关乎人命的新闻，再附属上见义勇为被遏止的道义与非道义，注定会引发如潮的口水淹没掉巡防队的回应。加之行政许可泛滥成灾，一众巡防队员口出大言创造了一个“打捞许可证”，更会让汹汹的舆论火上浇油，引来口诛笔伐一片。

　　但是，翻看河南当地报纸更详尽的报道，事件原貌是:负责溺水救援的消防部门从事发当天中午到下午4点30分左右，在事发地点寻找打捞溺水者，义务搜救队队员于当日15时许赶到现场，其时消防官兵并未停止救援。巡防队对此的解释是:如果真是救溺水者，属于紧急情况，搜救队自然可以下水救人，而如果打捞的话，因为运河内禁止游泳，最好由消防部门的专业人员进行。

　　这种背景，几乎可以把公众熊熊的怒火浇灭一半。站在生命安全的角度看，现如今毕竟不是“英雄少年”赖宁的时代，不能高扬着集体主义和公共责任的大旗，去鼓励没有救助能力的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冒险。当然，水上义务搜救队队员也并无不当，他们强烈要求义务打捞溺水者，其人道精神或者是见义勇为的精神，在现今的社会语境下，是极为珍贵的。

　　如果抛开那张纠缠不清的“打捞许可证”不谈，巡防队和搜救队之间的纠纷，最终可以归结为官民隔膜。具有审视价值的事实是，郑州水上搜救队自2005年成立，此后不但义务打捞过溺水者，也救过溺水者。这样一个民间公益性组织，应该被当地有关部门所听闻或者知晓，但是，从新闻报道以及双方的纠纷来看，事发现场的郑东新区有关领导以及巡防队，对这个屡次救人或打捞的民间组织，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并没有当场向其他有关部门核实的兴趣。

　　一方是行政命令冷酷的有关部门，拒绝民间参与救助的热情;一方是民间公益组织救人不舍己的道义担当，二者就这样隔膜着。换句话说，事发现场代表有关行政部门的人员，与民间热情是一种抵制的关系，而非合作的态度。这种情况下，或有或无的“打捞许可证”不过是一个导火索。所以，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怎样增强官民之间的互信与互动，共同推动社会的道义热情，共克灾难或者减少人间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