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朱金中 文图

　　引子

　　在中国近代史上，澳大利亚人莫理循是个绕不开的人物。作为当时《泰晤士报》的驻华记者，莫理循写过大量有关中国新闻的报道，名噪一时，以至于后来东西方史学界研究近代中国，鲜有不提莫理循的。

　　因为久居中国，加之在新闻界闯荡多年，莫理循颇有声望，后来袁世凯还聘请他担任其总统政治顾问。

　　1911年10月11日，莫理循在给《泰晤士报》总部发去的电讯稿件中，说武昌地区爆发了反对清国政府统治的革命。但《泰晤士报》国际版编辑布拉姆删掉了“革命”一词。

　　随后，布拉姆给莫理循解释说：“目前为止，我只冒昧地对你的电讯改动了一个词，即‘革命’一词。我们研究文体的专家确切地对我说，这个词只适用于成功的叛乱，只能在叛乱已经成功之后使用。很显然，除非政府已被推翻，不论起义的形势如何严重，也不可将起义称为革命。”

　　尽管晚清立宪运动步履维艰，革命党也多次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但很快都被镇压下去。即使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昌城，大多数人都相信这是一次“叛乱”而不是革命——和以前一样会很快被镇压下去。

　　甚至武汉三镇光复后，很多革命党要员也不愿去武昌领导革命政府，原因很简单，太多的起义归于失败，谁敢保证武昌不会很快陷落？

　　屡战屡败，这就是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的境地。

　　当杨度这个湖南人在北京城搞立宪异常不顺利时，他的两位老乡——黄兴和宋教仁，在海外搞革命，也遭受了极大挫折。

　　1904年，黄、宋等人流亡日本。第二年，经杨度从中撮合，黄兴结识了孙中山，开始商讨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合并问题。

　　经过反复研究，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通过了章程三十条，同意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孙中山担任总理，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个部，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宋教仁则担任司法部检事长。华兴会原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为《民报》，为同盟会机关报。

　　撰写文章，成为革命党内理论家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的力量经过整合，无疑是壮大了。

　　当时海外革命党人大多倾向暴力夺权，寄希望通过暗杀、爆炸对清廷要员进行肉体消灭或利用会党和敢死队发动城市暴动，然后使革命浪潮席卷全国——这种早期的革命幼稚病是个规律性问题。

　　这个也好理解，都是热血青年。比如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看似文弱书生，在1904年非常推崇暗杀，先是自学研究毒剂，后来发现炸药威力大，就开始钻研炸弹。后来又发现女人携带炸药出入海关比较容易，蔡元培等人就跑到留日女学生中去，发动她们投身革命。

　　与大多数革命党人投身暗杀、暴动不同，宋教仁是其中的一个“另类”。长沙起义流产后，宋教仁就认识到，只有大力进行宣传，开启民智，调动群众参与，才能做到革命一呼百应，所以在其他人忙于钻研炸药、枪支时，宋教仁以笔做枪，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革命。

　　华兴会的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就是由宋教仁发起成立，而后他亲自担任总庶务，全面负责杂志的编辑和采写工作。根据《宋教仁集》的记载，《二十世纪之支那》最初几期的文章，有四分之一是宋教仁采写的。

　　《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民报》后，宋教仁仍是“庶务干事兼撰述员，驻社经理一切”。在日本期间，宋教仁每天的工作除了给《民报》写稿外，还要翻译大量外国著作。由于他知识渊博，无论是写作还是翻译，其速度之快、内容之精，都让人惊羡。

　　早期革命党内有一大批“理论家”，但很多“理论家”撰写的宣传文章，革命口号多于实际内容，除了大声疾呼就是大声疾呼。宋教仁的文章则不同，在《宋教仁集》所收录的早期文章中，很多都是介绍英、美、德、法、俄等国政治、法律、警察、民事、刑事各种制度的，有介绍，有点评，有归纳，但鲜有口号。

　　宋教仁认为，打破一个旧体制很重要，但建设一个新体制更重要，革命是为了建设，而不仅仅是推翻，所以他花了很多精力宣传政治、法制建设，这也为后来身体力行推动近代中国第一次政党选举奠定了基础。

　　维护主权，为“间岛”首度发声

　　早期革命党内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革命就是排满，排满就是让满族回到满洲（东北）去——以至于有些革命党的高级领导人居然认为东北不是中国的领土。

　　和这些思想幼稚的同志相比，宋教仁大概算是最具民族感情和国家观念的革命党人了。

　　1907年春，日本企图蚕食我国的东北地区，并制造出了“间岛”问题。

　　“间岛”，原是吉林省图们江淤泥冲击的一块小沙洲，面积在十平方公里左右，朝鲜语中为“肯土”，音译为“间岛”。

　　日本人早就觊觎这块土地，想以此作为向中国扩张的跳板。受日本军部操作的所谓民间团体“长白山会”在日本报刊大造舆论，胡说“间岛”是“朝鲜的属地”。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当局向该地派出警察，设立了派出所。

　　宋教仁觉得事关重大，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化妆成日本人，打入“长白山会”。根据徐天复所著的《宋渔夫先生遗事》描述，宋教仁亲自到“间岛”一带进行实地考察，拍摄了大量照片，随后又前往朝鲜汉城图书馆和日本帝国大学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书中，宋教仁援引了大量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地理文献典籍，并运用国际法论证“间岛”地区从周秦以来一直是中国管辖之地。

　　这一年7月，中日就“间岛”问题交涉。当时兼任外务部尚书的军机大臣袁世凯得知此书后，十分惊喜，立刻派人以此书为根据，实地考察，罗列了大量证据，挫败了日本企图侵占我国领土的阴谋。

　　这本来是件大好事，但因为牵涉到清政府，麻烦就来了。中日交涉前，袁世凯命人联系宋教仁，说为了对日谈判，希望能买下《间岛问题》书稿（此书当时未出版）。宋教仁出于民族国家大义，也为了避嫌，表示愿意将书稿免费送给政府。袁世凯当即指示，作为答谢，特意赠款千元。

　　据说“间岛”谈判还惊动了慈禧，她让人呈上书稿，阅后像武则天一样感叹，这样的人才流落海外“宰相之过也”。

　　袁世凯的赠款加上慈禧的赞誉，一些革命党人在日本政府的挑唆下，认为宋教仁不仅被袁世凯收买，而且还准备回国当清朝的四品大官。一时间，谣言四起。

　　1908年10月，宋教仁不得不以公开信的方式表明心迹，但依旧招来一些同志的冷嘲热讽，甚至还接到两份匿名信：“你回国做官，请讲点情面，将来我等回国做革命工作，如被你拿获，请勿用刑。”如此不被理解，加之当时同盟会内部涣散，发动的武装革命接连失败，让宋教仁一度“郁郁消沉，寄情烟酒，狂歌当哭，甚至不惜借钱买醉”。（《宋教仁传》）

　　深入辽东，争取“马贼”共同举事

　　除了理论工作，宋教仁也做过武装工作。

　　1905年，宋教仁写过一篇文章《二十世纪之梁山泊》，对东北“马贼”问题进行了剖析。“马贼”是俄国侵略者侵入我国东北后，当地居民互相团结、屯聚保家的一种组织，和当时很多民间组织一样，有很大一部分“马贼”有着浓厚的反清思想。

　　1907年，孙中山在南方发动的几次起义都无功而返，宋教仁希望能扩大革命区域，到东北争取“马贼”举事，得到了黄兴的同意。

　　这一年3月，宋教仁从东京启程，4月抵达安东。宋教仁先给李逢春等“马贼”首领写了一封信：“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号召徒党，已不下数十万众，欲挟义兴师久矣。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宋教仁集》）

　　很显然，这封信夸大的成分多了点，好在“马贼”文化水平都不高，讲的是一个“义”字。后经过几次面谈后，宋教仁的诚恳打动了“马贼”首领。

　　随后，宋教仁与吴禄贞、张榕等组建同盟会辽东支部，吸收一些“马贼”首领参加，准备在东北举事。

　　和会党打交道有一个问题——保密性太差。这次行动同样因为泄密被清廷发觉，宋教仁不得不逃回日本。不过革命的火种已经播下。武昌起义后，黑龙江“马贼”首领刘献芹在革命党的领导下起义，一度攻占县城。安东一带的马贼也积极行动，和清军作战——宋教仁的工作没有白费。

　　1910年，同盟会东京本部发生严重内耗，章太炎等人因经费问题对孙中山提出强烈批评，这导致同盟会几乎陷于瘫痪状态。

　　从东北回来后，宋教仁对国内革命形势有了具体认识。在同盟会内部的争论中，宋教仁提出了革命三策，上策是在京城地区暴动，中策是在长江流域举事，下策是在东北或西南边陲起义。鉴于上策难度太大，下策搞了几次都不成功，还是把重心放到长江流域为好。宋教仁的中策，被很多人认可，这为后来的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

　　随后，宋教仁秘密回到上海，以“桃源”和“渔夫”等笔名在《民立报》等报刊上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革命，抨击清廷。历史学家陈旭麓曾说：“这是宋教仁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虽然人们不知道宋教仁的真实姓名，但作为著名政论家的‘桃源先生’和‘渔夫先生’，已经为社会上不少人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