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参与革命活动，普列汉诺夫开始为人所知。到最后，他却成了俄国革命最著名的反对者。

　　1905年，反对沙皇的罢工和游行发展成革命，镇压后失败。因早年革命活动流亡国外的普列汉诺夫责怪政治罢工开始过早，时机不对，并认为人们“本来不该拿起武器”。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俄国成立临时政府，普列汉诺夫又极力反对继续进行暴力革命，认为它将给俄国带来灾难。

　　这与人们最开始熟悉的普列汉诺夫判若两人。早在他20岁的时候，也就是1876年，这个民粹组织的核心人物还在广场上大声演讲，号召人们成为推翻暴政的战士。为此，他不得不四处躲藏。

　　但几年之后，人们已经可以读到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尖刻批评。因为无法容忍民粹派不惜用恐怖手段达到目的后，他离开了他们。

　　在普列汉诺夫52岁的人生中，他一次又一次推翻过去的自己。1903年，当由他参与创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时，他先是坚决支持列宁为主的布尔什维克，后来却又转而与主张温和的孟什维克关系密切；当孟什维克中的“取消派”要求放弃地下斗争时，他又对他们激烈批评；到后来，列宁主张将“取消派”开除出党，他再一次改变立场，反对这一激进主张。

　　“这些小集团总是没完没了地摇来摆去，今天倒向这一边，明天倒向那一边。”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模糊”，列宁在一次争论期间刊文评价道。

　　这句片面评价，某种程度上的确反映了普列汉诺夫的困境。他更像一个学者而不是革命家。他一生的大半时间在国外流亡，于二月革命胜利后回到阔别37年的俄国，又在十月革命后离开，只待了几个月。因此，多数时候，他潜心读书并钻研理论、发表文章，而不是直接参与革命活动本身。在那个急剧变化的社会里，他艰难地试图找一个恰当立场：既主张前进，又反对冒进；他渴望社会进步，却发自内心地对狂暴和极端的行为充满警惕。

　　在1880年代，他给曾经的民粹派战友写信时，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俄国已经走上自己发展的道路，这一阶段无法越过，必须耐心等待。

　　同样的观点，他曾反复申明。他反对1905年革命，因为他认为时机并不成熟。十月革命爆发前，他因为同样的理由反对列宁。在他看来，俄国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已经完成，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则远未满足，因此，在这种时候发动暴力革命并跳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其实与他们共同反对的民粹派并无区别。

　　由温和派主导的临时政府已经成立。普列汉诺夫希望看到的，是人们在宪政框架内进行斗争和妥协。他在临时政府中任职，并参加了意在防止新革命的会议。在公开的演说中，他号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团结而不是分裂，认为他们应该寻求“经济和政治妥协的道路”。

　　用一名中国历史学者的话来说，他被自己热情呼唤出来的革命魔鬼吓倒了。

　　急于掌权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已经失去耐心。部分由于他的努力才掀起的革命，势头已难以阻遏。随后到来的十月革命摧毁了临时政府，也彻底埋葬了他平缓发展的希望。他拒绝加入苏维埃政权，而是继续发表对革命的批判，并被认为是人民的敌人，虚假的社会主义者。

　　但普列汉诺夫并未反对过社会主义革命。作为马克思的信徒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先驱，普列汉诺夫自始至终相信社会主义终将到来，而资本主义会失败。

　　这种情绪，在他写于十月革命发生后的一封公开信中清楚表达了出来。他对临时政府被推翻感到痛心，但这种痛心“不是因为我不希望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相反，是因为我要竭尽全部心力促其实现”。

　　写这封信时，距离他病死在国外只有不到一年时间。要在很多年之后，他信中的预言才会慢慢应验：“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