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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钱蓓

　　安家云南还是落户上海？汪静静费了点思量。2006年，受上海延安中学选派，她到云南红河州金平县八一中学支教，在那里结识了哈尼族人曹万科，后来结成夫妻，汪静静最终决定长留云南。

　　沪滇对口帮扶15年，深深浅浅的缘分何止这一桩。

　　挂职干部8批，去了116人；支教教师10批，去了960人；由上海团市委派送的青年志愿者13批，前后有315人次开赴云南……他们分属于上海的14个区和2家企业，重点支援云南省红河、文山、普洱、迪庆4州市26个贫困县以及德昂族、独龙族聚居区，全方位开展整村推进、产业帮扶、社会事业帮扶、经济合作等援滇工作。

　　“十一五”期间，上海投入帮扶资金9.98亿元，通过他们的手，在西南边陲变成了一项项扶贫成果。

　　大山深处见到新农村

　　“很难想象大山深处散落着一个个小村庄，一个村几十户人家，过着自然原始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打滑的轮胎在山里慢行，下面是几十米深的湖泊，塌方的坑和滚落的山石横在路上，我曾亲眼目睹汽车掉进山崖，不寒而栗……”

　　这是第七批援滇干部邵引平笔下的云南，在他挂职发改委副主任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记者走访了群山怀抱之中一个小村庄——西畴县莲花塘乡小洞村。

　　眼前的景致令人惊叹。头顶是无边蓝天，眼前有一山翠绿，黄墙红瓦的二层小楼错落其间，远看，站在楼上仿佛伸手就能摘到云彩。全村44户有了新房，大部分是新建，其余是改建。

　　在村民王远祥铺着木地板的客厅里，记者被告知，他的新家占地120多平方米，造价10多万，其中3万多元是上海提供的援建资金；家里养了七八十头猪，种有2亩猕猴桃，全家4人全年纯收入超过5万。

　　1年多以前，村民们多还住在自建的土木房中，谨小慎微地养猪、种玉米。2010年，小洞村被确定为上海援建新农村建设项目示范点，不仅造新房，村子里还建起了科技文化中心、农家书屋、沼气池、公厕等公共设施；小洞村本无猕猴桃产业，援滇干部从都江堰将之引来，领着村民去原产地参观学习，还组建农业合作社、邀请专家指导……据介绍，全村200亩猕猴桃，进入盛产期后预计年收入可达400万。

　　“新农村建设是上海援滇的引领工程。”云南省扶贫办沪滇处副处长李光龙说，“十一五”期间，上海共完成以安居工程、基本农田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教文卫发展等为重点的新农村建设项目1289项。除了原定的4州市26县，上海还率先尝试援助边缘少数民族如德昂族、苦聪人、莽人、僰人；上海对80个德昂族聚居村的帮扶，使1.97万德昂族群众整体脱贫。

　　从脚下开掘“内生增长力”

　　扶贫，不能满足于外部救济带来的“山乡巨变”，更要紧的是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如果只是每年给1000元，吃光用光也就没了，意思不大。”红河州蒙自市的农户周庭伟说话很直：“赚钱的本领更值钱。”

　　2010年，300亩的蒙自精品石榴示范园开建，上海提供180万援助金，用于铺设节水滴管和购买生物农药、检测设备等。示范园以高标准、高科技、高效益的生产方式带动全市12万亩石榴增产提质。

　　示范园指导农户们为石榴树“计划生育”，控制每株果实数量。周庭伟是新技术的坚定支持者和受益者，“我的石榴每亩产值比以前高出至少2000元。”农户种的石榴，由合作社统购统销，销往上海、北京等地，还出口东南亚。

　　“从生产到销售，上海在每个环节都帮了我们大忙。”说话的是蒙自县蒙生石榴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跃伟，他参加过由上海帮扶金资助的致富带头人培训课。他说，在蒙自石榴开拓市场的初期，合作社几乎由上海市合作交流办和援滇干部“拉着手前行”，他们牵线搭桥，让蒙自石榴在上海各类推介会、产销会、对接会上频频亮相，最终成功进入了上海多家大型连锁超市。

　　贫困地区的“内生增长力”孕育在脚下的土地中。上海援滇干部因地制宜，培植当地特色产业。“十一五”期间，上海共投入产业扶持资金1亿多元，用于产业发展项目182项，扶持了各种特色农产品近20万亩，探索出“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和“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目前产业收入已成为对口帮扶地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教育和外出就业带来新生态

　　车子路过云南小县城，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两侧商铺各自售卖食品、日用品、农具，历历分明，但在店铺显眼处，常有同一样东西：各种旅行箱包、蛇皮袋。

　　在这里，“出门”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他们中既有务工者，也有求学者。

　　2005年初，国务院扶贫办提出“整村推进、产业扶贫和劳务输出”的扶贫开发“一体两翼”战略，农村贫困劳动力的转移培训成为扶贫工作重要内容。

　　一个人外出务工，收入足以“反哺”老家一户人。援滇以来，沪滇双方人事、扶贫、农业、共青团及对口区县等部门积极协作，将众多云南务工人员承接至上海劳务市场；同时完善用工信息沟通机制，还在每个对口援建州市均建立了劳动力培训机构。

　　对于学生来说，走出山村，融入外部世界更容易些。“山区孩子上学，一走就离家很远，在住宿制学校读完9年义务教育，孩子们已经‘独立’很多年。他们更向往，也更习惯外面的生活。”迪庆州香格里拉中学的英文教师和金莲这样分析。

　　香格里拉中学是全国藏区一流的完全中学，2007年9月开工建设，上海援助2000万元，现在共有高一、高二学生1000多名。据介绍，“十一五”期间上海共投资援建希望小学、光彩小学和其他助学项目229项，上海100所中小学对口帮扶云南100所中小学。

　　扶贫路上新探索：大企业合作

　　2009年，上海光明食品集团与云南省最大的制糖企业英茂糖业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由光明出资8.28亿元控股英茂糖业60%股权，两年来，企业先后投入8亿多元用于工厂扩建、设备改造、废水治理和棚户区改造等，企业利润由4000多万元增长至6.8亿元。

　　推动大企业合作，是“十一五”期间上海扶贫的新探索。上海市人民政府驻昆明办事处对这一合作长期跟踪调研，并在调研报告中评价，“依托大企业、发展大产业、推动大帮扶”的模式，可以较好解决以往产业帮扶中组织化程度不高、抗风险能力不强、规模不易做大等问题，是新形势下一种较为可行的产业帮扶模式。

　　近年来，沪滇双方积极促成了一系列大企业合作项目，如协调服务上海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城建集团等上海优势企业到云南投资，牵线促成上海雷允上药业公司、上海华鸿投资公司、上海茂德集团等企业在对口州市投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