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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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没有审判大案的特别规定，大案的判决体制机制是在上述大案审判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这些体制机制包括:首先是对抗制。其次是二分式审理结构。最后是下级法院克制，最高法院能动。

　　还有一点，案件的微观社会结构影响大案的判决甚微，案件的宏观社会结构会影响大案的判决。案件的微观社会结构指的是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如出身、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等，案件的宏观社会结构指的是社会的大转型，如民权运动兴起、女权主义的盛行等。美国大案审判中是否会受到微观社会结构影响，存有争议。比如辛普森案，其审判受微观社会结构影响较小，之所以被宣告无罪，很大程度在于警方的糟糕表现。美国大案受宏观社会结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如沃伦法院对吉迪恩案、米兰达案的审判，很大程度上受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影响。案件的微观社会结构和宏观社会结构与审判的关系，鲁思·金斯伯格大法官进行了很好的诠释，她说，法院不应该让自己关注某一天“天气”，但应该留意特定时代的“气候”。案件的宏观社会结构就是法官应该留意的“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