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傅达林

　　有精神疾患的犯人既是一名罪犯，也是一名病人，这种特殊的身份决定国家的刑罚追诉制度，既要体现对犯罪行为的追究，也要体现对精神权益的尊重。

　　因为认为刑满释放的儿子精神不正常，母亲拒绝接收，看守所民警只好协同检察院人员将李桥名送到家门口，敲开邻居的门，录像后离开，不料25岁的李桥名却失踪了。

　　就法理而言，我们似乎无需过多地责怪母亲的私心，虽然她做出了有悖于大众道德情感的选择；相反，值得商榷的是执法人员的做法，在释放者连多年的邻居都不认识的情况下，未做出妥善安置就将其单独留在门口，显然有失职之嫌。

　　对于刑满释放者如何交接，相关法律规定并不明确，但作为执法者一方，对如果是服刑期内患有精神病的释放者，其交接程序上就有一个法理上的附加义务，即应当将其安全交至监护人手里。

　　虽然本案中刑满释放的李桥名是否是精神病人还有待鉴定，但其折射出来的有关精神病犯服刑的制度性弊病，却值得我们省思。实践中，一般有两种需要服刑的精神病犯，一是犯罪时已是间歇性精神病或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二是在服刑期间发生精神疾病的，这两种精神病犯除少数严重者保外就医外，大部分仍被羁押。

　　目前我国对服刑的精神病犯缺乏针对性的制度设计，羁押场所没有专门的精神病治疗机构，相关医疗设施、技术都比较落后，对精神病犯发病后的控管、治疗以及刑满交接等都缺乏具体细致的规定。这种刑罚执行现状，不仅难以有效实现对精神病犯人的教育改造，甚至还会加重患者病情，或是伤害其他犯人的权利。

　　在本案中，无论是看守所管教还是政委，都不否认李桥名服刑期内有神志不清的状况，只是按照他们说法“均在可控制范围之内”。问题在于，这种“没有达到住院治疗的程度”究竟应该如何评判？根据现有监所的医疗条件，这种结论是否可信？更值得反思的是，对于一个有自闭症和人格障碍、仅与人发生口角致人轻伤的年轻犯人，既未取保候审又未保外就医，现行立法过于严苛的标准，司法实践中过于武断的从严把握，很大程度上不仅不能实现刑罚的教育改造功能，反而导致该释放犯不知所踪。

　　有精神疾患的犯人既是一名罪犯，也是一名病人，这种特殊的身份决定国家的刑罚追诉制度，既要体现对犯罪行为的追究，也要体现对精神权益的尊重。尤其是在现代人心理问题丛生、精神疾病多发的背景下，制度的设计更应追求有益于心理康复的舒缓，以实现精神病犯改造与康复的“双丰收”。

　　相关报道见昨日A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