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朱金中 文图

　　引子

　　1911年，辛亥年。

　　这一年10月之前，袁世凯，杨度，宋教仁，都是“秦琼卖马，背字当头”。

　　袁世凯被勒令开缺，在安阳“隐居”，几年前还是疆臣领袖，现如今“被养病”，很倒霉；杨度也不走运，满腔热情回来搞宪政，结果宪没立成，自己的命都受到威胁；宋教仁更倒霉，搞了几次革命，无一成功，还被同志们污蔑为“叛徒”。

　　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炮响，革命了。

　　三个倒霉人一下子时来运转，先后踏入政治舞台，走到各自的人生顶点。

　　武昌首义是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的必然产物，这一点史学界是有共识的，但不能光说历史必然性不说历史偶然性，武昌首义，确实有很大的偶然性。

　　武昌首义之前，孙先生领导十次起义，虽未成功，但宣传了革命，扩大了影响，奠定了基础，这不容抹杀，但实事求是地说，武昌起义和孙先生没有太直接的联系，不然也不会出现此后的乱象丛生。就连孙中山也坦言：“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

　　有人说，孙先生和湖北当时的两个主要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有一定关联。其实1910年同盟会出现内耗后，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成立了中部同盟会，领导长江流域革命工作。中部同盟会和同盟会大概相当于分家不分名分，而湖北的共进会和文学社是中部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有的史料上说，文学社和共进会尊奉远在海外的孙先生为精神领袖，大概也就这点关系。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激流涌动，影响到了湖北。蒋翊武的文学社和孙武的共进会，决定趁势起义。蒋、孙等人派居正到上海，希望中部同盟会能来人主持大计，但没等来一个领导。

　　10月9日，武昌起义的计划被清廷发觉，武昌巡警开始全城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要么被抓，要么逃跑。

　　情急之下，新军士兵们觉得与其等死，不如奋起一搏。当晚，新军里一个正目官（班长）熊秉坤挺身而出，组织起义，但熊只是个班长，职务太低，只好带人持枪逼迫队官（连长）吴兆麟发难。

　　一个班长，一个连长，就这么干了。

　　武昌枪响，全城响应，首义成功。

　　武昌起义并非一次按部就班的暴动，仓促之间发难而成功，说明当时国内形势已呈火山欲喷之状，但正因为其仓促，才让袁世凯有了可乘之机。

　　转战南京，宋教仁力主筹建中央

　　谈到武昌起义，人们会有一种遗憾：如果黄兴、宋教仁等亲赴武昌主持，而后必能控制鄂省，不至于后来大权被黎元洪掌握。

　　黄、宋等人为什么没去武昌呢？

　　根据《宋教仁传》记载：黄兴当时还在香港，谭人凤那个时候恰好生病住院。宋教仁接到居正的报告后，原准备动身，但突然接到在武昌狱中的革命党人胡瑛的一封信，说湖北形势险恶，近期内不能发难，劝宋不要来。胡瑛是宋的好友，看信后，宋教仁踌躇不决，尽管谭人凤几次劝他，但宋教仁最终以“于右任不在上海、《民立报》无人负责”为由迟迟未动。

　　武昌首义，三天之内就光复武汉三镇，这让宋教仁十分懊悔。尤其是革命政府大权旁落，让宋教仁决定采取措施亡羊补牢。

　　10月24日，黄兴由香港返回上海，和宋教仁一起到武汉。到武汉之后，宋教仁联合居正、胡瑛等人提出，希望黄兴能出任湖南湖北大都督，职权在黎元洪之上。已经大权在握的黎元洪哪肯就范，这个与虎谋皮的建议被黎元洪否决。

　　宋教仁觉察到，湖北军政府已经处于黎元洪的完全控制之下，决定顺江而下，到南京去开辟新战场。

　　11月3日到5日，上海、浙江、苏州先后光复，南方数省都督府代表齐聚上海开会。宋教仁以湖南代表身份提出，武昌战事吃紧，南方各省应迅速攻克南京，“议建临时政府，总持一切，以立国基，而定大局”。宋教仁的建议得到了沪军都督陈其美等人的支持。

　　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

　　宋教仁的“南京策略”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南京光复后，“稳定了东南各省局势，提高了革命党人的地位，改变了汉口失陷后南北双方的力量对比，使得重新回到对峙局面”。（《宋教仁传》）

　　汉口失陷，南京光复，使得原先趾高气扬的黎元洪做出让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之前黎元洪提出临时政府必须设在武昌），各省派出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和表决《临时约法》等事宜。

　　要挟清廷，袁世凯出山组阁

　　1911年10月11日，是袁世凯的53岁生日。

　　北洋旧部、亲朋好友来到安阳洹上村，向袁世凯祝寿的同时，纷纷表示“袁公必将起用”。果然，10月14日，清廷下诏，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

　　起用袁世凯的决定最后是隆裕皇太后拍板的。在御前会议上，“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力主起用袁世凯，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袁世凯的老朋友朱尔典等人也四处游说，建议清廷起用袁世凯戡乱。

　　这个决定有点欺负人——几年前袁世凯已是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养病前是军机大臣，湖广总督官太小了。

　　但袁世凯考虑的不是官大官小的问题。接到谕旨后，袁世凯上了个谢恩折子，但没有表态是否出山。

　　这时，杨度、段芝贵、袁克定都建议袁世凯不宜马上出山。他们认为清廷已经不可救药，替他们镇压了革命，仍有性命之忧。

　　几天后，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也赶到了洹上村。

　　两个从小站练兵就相互扶持的老朋友，经过反复磋商决定，如果出山，清廷必须答应几个条件：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由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起义人员；四，解除党禁；五，总揽军权等。同时，摄政王载沣还得以“用人无方，施治寡术”下罪己诏。

　　对清廷贵族来说，袁世凯的条件是苛刻的，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这些自大无能的官僚，错过了一次次自救的机会，最后走到如此地步，是历史的必然。

　　10月30日，在得到清廷明确回复后，袁世凯自安阳南下。由于滦州突然出现兵变，惊慌失措的清政府电令袁世凯速回北京，主持大局。

　　11月9日，经资政院选举，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

　　南北议和，杨度替袁“试水”和谈

　　杨度和袁世凯关系很好，但杨度是个文人，在如何使用杨度上，袁世凯拿捏得很准，礼节上予以格外尊重，不该用时坚决不用，该用时坚决使用。据《容庵弟子记》记载，杨度在汉口险遭不测后，袁世凯立即亲笔复函，嘘寒问暖，让杨度受宠若惊，初步找到了帝师的感觉。

　　有些机密之事，比如给清廷开出山条件，袁世凯就只和徐世昌商量，而不让杨度参与。

　　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后，授意杨度试水南北和谈，杨度拉上汪精卫等人，开始呼吁南北和谈。

　　汪精卫和杨度在日本留学时是同学，不过杨度走的是立宪路，汪精卫走的是革命道。1910年，血气方刚的汪精卫很崇拜暗杀。那时还是摄政王载沣当政，革命党觉得如果干掉载沣，天下大乱，革命就有机会了。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四个人潜入北京，寻找机会刺杀载沣。

　　但还没动手就被清廷发觉了，汪精卫被逮捕入狱。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举世皆惊。在国内的压力下，清政府宽大处理，判汪精卫终身监禁，以“缓和人心”。

　　1911年11月6日，清廷答应了袁世凯的几项要求，其中一条就是释放政治犯，汪精卫光荣出狱了。

　　11月12日，杨度在天津召集汪荣宝、范源镰等立宪党人讨论发起国民会议一事，“议决先组织一团体，名为国事共济会”。

　　这个所谓的国事共济会，宗旨为“使以君主民主一问题，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要求两方之停战，发起国民会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杨度集》）。由于杨度是立宪党人，为了显示公平，杨度拉上汪精卫作为联合发起人。

　　国事共济会成立后，杨度和汪精卫分别代表立宪派和革命党宣称，是两党代表联合发起成立该会。他们上书资政院，要求资政院上书清廷，声明停战，召开临时国民议会。汪精卫也致电上海和武昌军政府，请求承认其主张。

　　杨度和汪精卫的做法属于两头不落好。革命党的《民立报》痛斥杨度搞的是“无聊之共济会”，声明：“共济会之设，非吾全国共和党人之同意也。”而清廷资政院既有立宪党，又有满族贵族，成分复杂，也没有通过。连杨度后来也承认：“然其时全国鼎沸，选举难行，国会无由成立。”

　　其实，这个所谓的国事共济会只是袁世凯的一次和谈试水，袁世凯本来就不想武力镇压革命党，只不过想“养寇自重”罢了。尽管杨度和汪精卫的国事共济会最终于12月解散，但袁世凯并不在乎，杨度的行动只是他策动南北和谈的第一步，更精彩的招数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