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于2005年开始举办公开接访日活动，2008年开始实行市长、区长、局长三级行政领导接访制度，近两年“大接访”活动声势愈发浩大。今天上午，广州市举行全市统一的区（县级市）和市直有关部门主要领导大接访活动，规模之大为历年之最。

　　每年的广州全市大接访总有这些耐人寻味的场景：有人带干粮和水通宵排队，有人在会场外打地铺候场，只为向领导们反映问题……对此，多位专家纷纷建言献策，寻找破解“大接访”窘境的制度钥匙。

　　接访能延续，政府有交代

　　对广州市的“大接访”活动，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肯定了政府的积极态度：“由大接访可以看出主要领导当面解决问题、对社会作一个交代的姿态，这样对基层办事也能形成一定的压力。”

　　广州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黄丽华则认为，国内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接访活动，但没有像广州那样三级政府领导都出动，并且能够制度化的。接访从观念上体现出市政府重视社会问题，建立民意诉求机制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这个制度能延续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一年才一次，制度需跟进

　　尽管如此，一年一次的接访频率，对市民来说仍是太低了。

　　对于“大接访”大热的现象，黄丽华有着一番冷思考：“大接访”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但这不应该是畅通民意的唯一途径，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解决社会问题不能建立在‘大接访’的基础上，‘大接访’应当是一个政府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让民众的有效表达影响决策的开端。”黄丽华说。

　　彭澎则认为，“大接访”大热反映了制度设置的尴尬。他说：“接访应该由领导听取民意后批给有关部门来处理，而不是领导亲自处理。比如万庆良市长去年在三个半小时内处理了十二宗信访，可是如果市长能接访后批示给有关部门处理，那他就能更快处理更多的事情。再说，市长的职责应该是为整个广州市发展制定更为宏观的政策。”

　　案件要跟踪，问责是关键

　　在广东力主创新社会管理的今天，究竟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民意纾解平台？

　　黄丽华指出：“接访案件在领导接访后，需要相关部门配合跟踪落实。长远的机制则应该是多渠道地倾听民间的诉求，进一步完善诉求机制和公共政策。”

　　彭澎则认为，解决群众反映的社会问题，问责是关键的一环：“为什么连续几年有这么多的人信访？其中必然是是原来信访工作没有到位。哪个区的信访案件多，哪个区就应该问责。”

　　羊城晚报记者 许琛实习生 何雨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