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詹万承

　　日前，药家鑫之父药庆卫对张妙代理人张显提出起诉，药庆卫指张显名誉侵权，要求其“澄清网上不实及恶语攻击的言论，并作公开道歉”。药庆卫称打官司是为平复伤痕恢复正常生活，呼吁纠正已普遍存在的“网络伤害”。（8月11日《广州日报》）

　　张显为死者张妙丈夫王辉的远房表哥，同时也是案件原告方的代理人，因为死者丈夫王辉只念过几年小学，所以才请为北京大学博士后的张显做代理人。实际上，也正是张显的积极介入，才扭转了原告方信息缺乏的局面，张显在新浪微博上以“西安张显”为名注册，对药家鑫的家庭背景等信息予以了多角度地公布。

　　张显既是原告的代理人，同时又与死者有着亲属关系，几乎垄断了原告方信息的披露，所以，网民和舆论把张妙定义为弱者一方，同时又认为药家鑫是“富二代”和“官二代”，这当中无疑是与张显的因势利导有关的。如果判断的做出是基于事实，那当然是无可异议，关键之处就在于，引导网民和舆论做出判断的许多事实，本身并不见得清晰准确，比如，关于药家鑫为“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认定，随着越来越深的介入与了解，就值得商榷。

　　严格意义上来说，网民和舆论针对案件提供的事实发表看法，不管准确与否，都是允许也必然会存在的。但是，考虑到目前具体的司法和舆论环境，谁也无法轻易作出判断，一个案件被舆论高度关注之后，判决结果是否与无人关注一致。实际上也就是说，现在谁也无法去估量张显所发布的那些并不准确的事实，对药家鑫案的判决起了何种作用。

　　比如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就会对案件事实做出考查与过滤，那些无法给出事实依据的证据，就不会纳入陪审团的议程范围，也就是说，这些信息不仅不能作为证据出示，而且根本不会让陪审团成员获悉，因为首先只有建立在精准的事实基础之上，做出的判决才会是合理有据的，但与此同时也要考虑情绪对理智的干扰，考查与过滤案件事实，正是为了避免基于感情而做出判决。

　　案件审判过程中，药家鑫家人的沉默，与张显的大肆举证质疑，造成了双方在舆论面前的失衡，原告一方可怜困苦处境，被告一方强势傲慢的形象，在网络传播之下不断固化。药家鑫父母事后解释说，一是怕说错话被媒体渲染，二是希望隐忍得到谅解。药家的“事后解释”可否采信并不重要，不解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吊诡的循环论证，药家鑫父母的沉默成了药家强势傲慢的证据，而这种情绪随即就被投射到药家鑫本人身上，更进一步印证了他的罪大恶极，药家鑫本身的罪恶同时又是药家父母缺乏教养的有效佐证。事后药家父母向张妙父亲的下跪赎罪捐款，并未达成双方的庭下和解，而且原告方最终把钱送还以此证明“农村人不难缠”，不久后上海学者傅蔚冈发布微博称，凡是转发一次即捐款一元，最后给张妙家属捐款54.5万。

　　药庆卫选择在药家鑫死刑执行之后起诉张显，对案件判决本身而言已经没有意义，但他之所以这么做，说明对案件审判过程中掺杂进来的舆论因素是心存芥蒂的，庆幸的是他选择了法律的途径。由于他所提及的“网络伤害”定义并不清楚举证也很艰难，实际胜诉的希望可能不大，但重要的是药庆卫勇敢地站了出来，他试图以行动告诉网络围观者，以正义推动网络言行应有所边界，否则就可能是建立在伤害他人基础上的维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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