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朱金中 文图

　　引子

　　在河大，我曾向骆宝善先生问这么一个问题：革命党为何愿意将革命成果拱手让给袁世凯？骆宝善先生的回答是：“这个革命果实，孙中山并非不想得，实为无力得。辛亥革命后，革命党的势力并不像后人想的那样强大，在那个乱局下，只有袁世凯能够出来收拾局面，不仅那些试图干预的外国驻华公使这样认为，革命党内部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由于革命党多是利用新军、会党、“进步势力”取得各省政权，和这些人是利用而非领导关系，所以革命很快演变成上层势力的权力争夺战。

　　湖南独立后，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但谭延闿指使发动兵变，焦、陈被杀，谭延闿取而代之做了湖南都督。

　　同时，一些革命党人上位之后，只关心自己的既得利益，对所谓的大局置若罔闻。陕西独立后，日知会会员张凤祥当了都督，但在南北议和及以后的“二次革命”中均站在袁世凯这一边。

　　更要命的是，革命党缺少发动群众的勇气。正如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等文章中描述的那样，所谓革命对于下层群众来说，只不过是“赵老太爷”等权贵人物的改朝换代而已。“江苏巡抚程德全将巡抚大堂的檐挑落几个，以示革命必须破坏”，就算革命成功了。

　　其他南方诸省，在独立过程中也充满了争权夺势之争。

　　就实力而言，袁世凯还掌握着当时国内最强大的军队——北洋军，尚在争权夺位的南方诸省实在缺乏武力统一的本钱，因此和谈成了最为现实的出路。

　　记者名片：朱金中

　　手机：13676932638

　　E-mail:ahthong@126.com

　　秘密会谈，袁世凯坚持君主立宪

　　对于北方的袁世凯来说，和谈也是很现实的选择。

　　袁世凯不想打。骆宝善先生曾指出：在办洋务、兴实业方面，袁世凯是李鸿章的政治衣钵继承人。但和李鸿章不同，袁世凯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没有李鸿章那样对清廷的忠诚。李鸿章自诩“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袁世凯可不会这么想，他不会为清廷殉葬。

　　除了主观原因，还有客观原因，那就是没法打。原因很简单，没钱。

　　在武昌起义之前，北洋军已经欠饷数年——有种说法是晚清最后几年，北洋军每月只发七成饷银，如有任务，补发拖欠饷银。所以，出山前，袁世凯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宽予军费”。最后除了隆裕太后从内库中拿出100万两银子（关于这笔军费，还有200万和300万的说法）外，清朝贵族一毛不拔。

　　100万也好，300万也罢，隆裕太后挤出的这几百万两银子还不够补发拖欠的军饷。

　　没钱，怎么打仗？袁世凯还没高尚到自掏腰包为皇室尽忠的地步。

　　所以，袁世凯早在11月10日就派刘承恩和蔡廷干为代表，秘密赴武昌谈判。

　　后世有史学家认为，袁世凯的谈判是为了“窃国”，这恐怕有失公允。因为首次秘密和谈，袁世凯是坚持君主立宪的，其代表刘承恩说得很清楚：“项城之意，不过三世受恩，不忍清政府被推倒，故派代表前来协议。”

　　但武昌的黎元洪和黄兴坚持共和体制。黎元洪的意见是：“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黄兴更是推崇袁世凯为“拿破仑、华盛顿”，希望袁世凯能反正。

　　秘密和谈的风声传到北京，清廷贵族大怒，铁良、良弼、溥伟在御前会议上质问袁世凯“欺君罔上”。袁世凯玩了一把“釜底抽薪”：各位不是不赞成和谈，要打吗？那现在军队缺饷，希望各位王公大臣“毁家纾难”吧。溥伟等人一听要从他们腰包里掏银子，顿时蔫了。

　　既然都不愿掏钱打，那就谈吧。

　　袁世凯得到隆裕太后许可后，正式派唐绍仪、杨度等人渡江，开始南北议和。

　　巩固成果，革命党倾向南北议和

　　袁世凯想谈，南方各省有的想谈，有的不想谈。革命党内部，也有的想谈，有的不主张和谈的。因此，南方诸省一时没有拿出统一意见。

　　很快，孙中山回国了。

　　孙中山到达上海后，大家传闻孙中山在海外募得千万元捐款。结果孙中山上岸后，记者们追问孙先生到底带回来多少钱，孙中山乐呵呵地说：“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尔！”

　　孙先生无疑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一文不名”不能当饭吃。一开始大家以为孙先生此话是鼓舞士气，到了真用钱的时候，才发现大总统果然“一文不名”。当安徽前线告急，急电索饷，孙中山挥笔批示：“拨20万元济之。”胡汉民持大总统手谕，到财政部，发现国库里就剩下10块钱了。（《胡汉民自传》）

　　孙中山在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说：“民国卓立于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这恐怕是最为怪异的总统誓词了，在就任之时就谈下台问题。

　　其实这并不奇怪，这个特殊的誓词恰恰是当时革命党最真实的实力和思想反映：我们打不过你，但不妨碍咱们谈判解决问题。

　　诚如唐德刚先生所言，在当时形势下，要革命成功，需要雄厚的兵力和财力，但南京临时政府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为了巩固已经“到手”的共和政体，只能通过和谈以最小的代价达到目的。

　　在当时的局势下，和谈可能是革命党最好的选择。

　　一次暗杀，为和谈扫清最后障碍

　　在武昌传出枪声之后，西方列强就看中袁世凯收拾局面的能力，他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以“严守中立”拒绝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通过各种渠道敦促南北和谈，倾向性将袁世凯定为未来的中国领导人。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南北议和中为袁世凯穿针引线，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也声明：“我们对袁世凯怀着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在革命后将建立一个足够强健的政府，它能够公正地处理对外关系，并能维持国内秩序及为发展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近代史资料》）

　　袁世凯想和谈，孙中山也赞同，但清朝贵族反对。铁良、溥伟、良弼等组织了“宗社党”，策划反对南北议和，尤其反对清室退位。为了促成南北议和，革命党决定再烧一把火。

　　1912年1月26日，良弼开完会回家，被告知有人造访。良弼感到奇怪，刚从车内走出来，来客从门内跑出，从怀中掏出炸弹，一声巨响，良弼死于非命，刺客也同归于尽。

　　刺客是革命党人彭家珍。

　　彭家珍，四川人，1906年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后到日本求学，立志革命，归国后任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当他得知宗社党阻挠南北议和后，决定扫除障碍，便搞了这么一次暗杀事件。

　　彭家珍暗杀是晚清时期最后一次暗杀事件，也是对后世影响深刻的一次。良弼死后，那些大言不惭的皇亲国戚顿时成了惊弓之鸟，宗社党立刻崩溃，死硬分子纷纷躲进天津、青岛等租界，再也不露头了。

　　宗社党散后，隆裕太后顿时六神无主。这个15岁嫁入深宫的女子，遇到这么一个乱世，又没慈禧太后的能力，处理军国大事时毫无办法，被袁世凯一而再再而三地糊弄。

　　据史料记载，袁世凯告诉隆裕太后，孙文回到南京，从海外带来了华侨捐助千百万的军费，西方各国的赞助要多少有多少，而北洋军粮饷没有着落，如何能打败革命军？可怜隆裕太后不明真相，被袁世凯吓唬得泪流满面。

　　袁世凯告诉隆裕太后，“兵凶战危，胜败难料”，如果议和，民国政府还会优待皇室，一年有四百万的费用，如果不议和，孤儿寡母可就死活难料了。

　　袁世凯是个现实主义者，当局势变化时，他会跟着变化，不会为君主制效忠。南北议和初期，袁世凯坚持君主立宪，但当孙中山把共和国体作为谈判的条件时，袁世凯调整了策略。

　　只要不损害他的利益，这主义，那主义，到头来都是可以谈判的生意。

　　放弃共和，是孙中山不可妥协的，放弃君主立宪，是袁世凯可以妥协的。这就是袁世凯的处世原则。

　　良弼遇刺后，袁世凯以安全为由，再也不出席内阁会议，内阁一直由赵秉钧主持。隆裕太后深知清廷无望，对着赵秉钧等人大哭：“我母子二人性命全在你们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性命。”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正式颁发清帝退位诏书：“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

　　这份诏书出自清末状元张謇之笔，文采斐然，颇具历史意义。

　　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政体，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