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蒋素描

　　江西女警“发飙”后其他临时工也被炒

　　9月19日上午9时，一篇题为《修水县城南派出所女民警发飙打人，丑态被拍！》的帖子出现在“九江论坛”上。这段时长20多秒的视频显示，“发飙女民警”两次奋力将桌面上的文件朝梁女士掷去，边扔边骂，随后被其他民警劝离现场。在场的小朋友被吓得哇哇大哭。这一视频很快被一些论坛首页转载，引起网民热议。

　　仅仅两个小时后，修水县公安局回应，已将“发飙女警”、义宁派出所户政员蒋某予以辞退。更引人关注的是，“蒋某为聘用人员，并非在编警察”，也就是说，又是一名被辞退的“临时工”。当这一处理结果公布时，公众的视线敏感地集中到了“临时工”的身份上。有网友说：“他们好比壁虎的尾巴，有风险就甩出去，回头还能再长出来。”

　　义宁派出所的一名警官说：“如果没出这件事，小蒋会参加公务员考试，等过了考试，就会成为正式警察了。到时，就算不是在我们派出所，也应该会在九江市的公安系统里了。”但“发飙”事件，让她意外偏离了职业生涯的预定轨道。事发当天，这位警官也在场，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

　　他说，情况并非和视频上的完全一致。“在小蒋扔东西以前，那个办事的女子因为办理的材料没带齐，已经骂了快半个钟头了。因为在头一天，为了完整地准备好所需材料，她已经专程到派出所向小蒋咨询过，因此，梁女士认为是小蒋工作没做好。”

　　而身处事件漩涡中心的义宁派出所更是不平静。事件波及到义宁派出所的其他几名“临时工”。在辞退小蒋之后，派出所还将所内其他几名临时工也辞退了。这几名临时工也都是做窗口服务工作的女性。“为什么女性临时工都做窗口服务？”义宁派出所的警官说：“在窗口服务的警察每天面对很多不同的人，人一多，事情一急，总会有一些矛盾产生。之前，派出所招的好几个临时工，都是女性，一般认为，女性会更耐心一点、温和一点，所以，就让女临时工做窗口工作。她们的待遇不高，比如小蒋，每个月只有500多块。”

　　“段郎说事”，江西警方赫赫有名的微博王也说起了小蒋。“段郎”名叫段兴焱，是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纪委副书记。小蒋的视频上网后，很多网友在微博上转给段兴焱看。段兴焱也连发了4条微博评论此事。

　　近日，记者就“临时工”的话题采访了段兴焱。“有一种说法，正式警察不愿意去干辛苦的基层服务工作，所以才会派大量的临时工去面对一线老百姓？”对此，段兴焱说：“我不能否认某种程度上，呆在机关里的警察多了点，也就是大家说的机关里‘人浮于事’，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的警力不够，基层警察的数量偏低。”

　　比前一种说法更为严重的指责则是：“现在社会上出事的都是‘临时工’，政府部门有推脱责任之嫌？”对于这种说法，段兴焱说：“是协警出问题就是协警的问题，是正式警察出问题就是正式警察的问题。之前，也有很多警方的负面新闻，也是正式警察造成的，警方也不会否认。我的理解是，实事求是，不能为了掩盖问题，就将正式工说成是临时工。”

　　不过，段兴焱也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做一些改进：“要加大对公安部门的投入，现在很多基层派出所经费保证不了，正式警力的编制又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只能使用协警。但协警的待遇比较低，很多人都只有几百块的工资，这种工资水平确实不利于保证他们的服务质量。”

　　第28级“公务员”破灭的“当官梦”

　　广州市国土房管局某区分局产权地籍科的10个办公位，“装备”完全一致。唯一的差别是，其中五张桌子上有“牌子”，另外五张没有。巴掌大的牌子上写着姓名、职务，这唯一的差别，把办公室里的10个人隔成了不可逾越的两个世界——— 公务员和临时工。上班的第一天，陈嘉希（化名）特意上网百度了一下“公务员”三个字。印象最深刻的解释是，在中国，公务员分为27个级别。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原来我排在第28级”。

　　陈嘉希是10人中的一员，他没有牌子。他说，他缺少的不仅仅是一块牌子，除了牌子，还有很多小细节在不断提醒他，“我是临时工”：突然一天，办公室里“有牌子”的公务员集体“消失”，事前毫无征兆，原来是“公费”旅行去了；安排好的工作，在得知他是临时工后，会突然收回，偶尔还会安慰一句：“这个责任你担不起”；送文件的跑腿工作，永远属于临时工；节日期间的饭局倒是不会少了临时工，因为要帮领导“顶酒”……

　　这一切仍然不足以动摇陈嘉希的“当官梦”，因为还有一点“曙光”。一年两次的公务员考试，分局事业编制的招聘考试，这些都是越过那块“牌子”的“跳板”。领导也一次次地说，在分数同等的条件下，会优先考虑尽忠职守的临时工们。为此，每天下班后，他总会捧着厚厚的书籍埋头苦读，把所有的委屈化作动力。8个月后，他迎来了第一次“曙光”——— 公务员考试。但在报考时，他却突然发现，这个单位招考公务员有限制，必须是建筑工程专业，或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换句话说，他根本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

　　唯一能改变命运的，只剩下分局事业编制的招聘考试。在陈嘉希工作满一年后，这个机会才终于到来。然而高分通过笔试后，他才惊觉，原来几乎所有考试的临时工都能通过笔试进入面试。“但每次只有一到两个的事业编制职位，给谁？就看谁的关系“硬”了。”这一次，他的“幻想”终于彻底破灭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评论时称，“文革”后期，我们国家很少有临时工。所有人都有固定身份，不是公社社员，就是单位的职工，只有城市街道企业的人有点含糊，但也不能说没单位。但今天，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临时工”的时代，到处都是“临时工”。

　　没有统计数据能告诉我们，中国究竟有多少临时工。在陈嘉希所供职的单位中，临时工所占的比例高达50%。

　　他“押运”的烟花烧了央视“大裤衩”辅楼

　　每个人的第一次都是值得回味和铭记的。家住湖南浏阳的乡下人彭堂忠在他短短26岁的人生中，有一些第一次却是他不愿意回忆的：他第一次乘坐飞机是2009年5月底，目的地是北京的看守所；他第一次当“押运员”是送烟花，那车烟花却烧掉了“大裤衩”（央视新址）。听说元宵那场大火时，彭堂忠只淡淡地说了四个字：“关我屁——— 事。”但他还是被抓了，并被关了近九个月。

　　彭堂忠也记不清楚到底是几号了，大约在2009年正月初八、初九那两天，作为湖南省浏阳三湘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员工，他原本是准备去廊坊执行燃放烟花任务的。他在这家公司的股东之一刘发国（央视大火案中的一名被告，目前在长沙服刑）手下多年来一直担任着勤杂工的角色：销售、下单、跟单、检查，以及所有老板吩咐的杂活。

　　烧掉央视新址的那车烟花载着浏阳市三和物流公司的司机和彭堂忠首先抵达河北廊坊永清县。官方文件称，“没有危险货物运输押运员资格的彭堂忠对该车进行押运”。彭堂忠的确没有押运证，因为他本来就不需要做押运的工

　　作，他甚至连“押运任务应该是由烟花厂

　　还是物流公司执行”这个问题都搞不

　　懂。他只知道，只要不违法，应该听

　　老板的话。“刘发国说，你反正

　　要去廊坊，干脆和一辆烟花车

　　一起去吧，这样也能省下一

　　张火车票。我想也是这个道

　　理。你说，我不听老板的，我

　　听谁的？”彭堂忠说。他带上

　　一张运输证就搭上了这趟开往廊坊的顺风车。他坐在驾驶室的最大理由是：可以省下一张火车票。

　　后来，他把货物送到廊坊，就留下来准备执行其他的燃放任务了。他跟车的那批烟花最终被运进北京。七里八里（湖南方言，意思是啰嗦，也可指一堆七七八八的事情）之后，这批烟花“超额完成了任务”：在元宵节的夜空下光彩夺目绽放后，烧掉了“大裤衩”。“大裤衩”被烧时，彭堂忠当时在廊坊为客户燃放烟花，这是他此行的正经事。他的哥哥告诉他“出事了”。“关我屁——— 事。”彭堂忠事后回忆此事时，淡淡地说。在家乡话中，“屁”这个字要拖一个长长的音，使用阴平声调读出来，最后一个“事”字要使用平舌音读出来，然后轻轻放下，戛然而止：“关我屁——— 事。”接下来几天，他依旧在廊坊为客户燃放烟花。对他来说，百里之外北京发生的事情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要说他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倒是有。他感觉刘发国要出事。他猜对了这头，没猜对那头：他自己也被抓了。“到了5月底，公安打电话要我去浏阳一家酒店，我就去了。晚上就坐飞机去了北京，直接进了看守所。”彭堂忠说。那是他第一次坐飞机，连机票钱都没付。

　　2010年春暖花开的日子，彭堂忠回家了。尽管彭堂忠在2010年2月21日就被取保候审出来，但直到当年12月20日，他才正式接到检察院送达的《不起诉决定书》。在此期间，他随时都可能被起诉，他一直忐忑不安，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悬在他的头上。

　　现在彭堂忠家里四世同堂，一家11口人住在一起。他拉起了网线，在网上冲浪的时候也会留意一下新闻，不过他并没有注意到，网上曾有评论为他喊冤。“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临时工。现在不是流行这个吗？”他哈哈大笑，笑声持续了接近十秒。尽管他在浏阳三湘烟花厂干了四年，那里的人都认识他，但他从来不在公司编制的名单里。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临时工”。不过，他说，他再也不会去干“押运”的工作了。 据《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