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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革命童子笔为锋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0月13日08:11 南方都市报

冯自由创办的刊物和他的著作。

　　14岁时，他成为兴中会年龄最小的会员；17岁时，他自题小像诗云“中国中兴第一人”；23岁时，他从东瀛登陆香港报坛为反清革命摇旗呐喊……其时，在香江活跃的那些挥斥方遒的青春身影中，就有这位“革命童子”冯自由。

　　左手著文办报，右手结社组党；从政理念坚定，退隐秉笔叙史。藉由冯自由的《革命逸史》等著述，我们得以重回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目睹一代革命志士如何跃上历史舞台，他们的背影又是如何消失在时光深处。

　　马前一小童改名为自由论赞：胡子或许还没长出来，他就已经成为革命元老了。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结识了横滨一名侨商，名叫冯镜如。冯镜如是广东南海人，出生在香港，祖上以行医为业，其父因结交“红头贼”的嫌疑被逮捕下狱，死在南海狱中。冯愤然出走日本，在横滨经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他毅然剪除辫发，成为旅日华侨中第一个剪辫易服的人，被人叫做“无辫仔”。1895年，冯镜如加入兴中会，并任分会会长。

　　一次孙中山在冯家吃饭，冯镜如的儿子冯懋龙陪坐。孙问冯懋龙喜欢看什么书，冯答喜欢看《三国演义》，孙中山又问他，喜欢《三国演义》中哪位人物，答曰孔明。孙中山笑着说：你既喜欢诸葛亮，就是明白古今顺逆的道理。我们兴中会便是汉朝的刘备、诸葛亮。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们起兵驱逐满洲，就如同诸葛亮六出祁山。孙又对冯镜如说，你儿子能熟读《三国演义》，何不叫他入会？冯镜如于是叫他填写誓约，正式加入兴中会，14岁的冯懋龙成为年龄最小的革命党人，他后来自称“马前一小童”。

　　1899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在东京牛迂区东五轩号创设了高等大同学校。那时梁启超与留日的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交往密切，而且有联合组建新党的计划，所以学校选用的教材大多采用英法著名学者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学说，“革命童子”冯懋龙与广东同乡郑贯公、冯斯栾都就读该校。

　　但当康有为闻知梁启超欲与孙中山商谈合作时大为震怒，严令梁速速离开日本到檀香山。梁走后，大同学校和保皇派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交由他人主持。康遥控指挥，压制学校和报纸上的“自由”、“独立”言论。向来渴慕革命，向往西方自由人权学说的冯懋龙对此极为不满，于是他公然在黑板上大书“冯懋龙即日改名自由”，从此以后，“自由”之名伴随其一生。与此同时，出于对改头换面后《清议报》的不满，该报助理编辑郑贯公，乃约同学冯自由、冯斯栾同创《开智录》半月刊，专发挥自由平等真理，且创作歌谣谐谈等栏目，引人入胜。郑号自立，二冯，一号自由，一号自强，故世有“三自”之称。后因保皇派的压力，《开智录》仅半载就无疾而终。冯自由随后又与秦力山等合办《国民报》，与王宠惠等组织广东独立协会，与章太炎、秦力山等发起、召集了影响颇大的支那亡国242年纪念会等。左手著文办报，右手结社组党，年纪轻轻的冯自由颇得孙中山赏识，资历在党内已属元老。

　　同年，冯自由自题小像诗云：“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第一人。”时17岁。

　　战香港报坛提“三民主义”论赞：恰同学少年，登思潮激荡之地，风云际会。

　　香港中环士丹利街24号，位于大都市最为繁华的中环地铁站附近，如今是一座数十层的商业写字楼，颇具盛名的陆羽茶室跻身其中。若不是香港中西区区议会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这座楼前安放了一块纪念碑，也许没有几个人知道，在111年前的1900年，最早通过办报的方式，向全中国、全世界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中国日报》，就是从这里印刷出去的。

　　当时的香港，已经从小渔村发展为稳定繁荣、生机蓬勃的大都市。香港学者李金强说，当时的香港，成为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所在地。在这个背景之下，有一批在香港求学生活的年轻人，接受了与传统的儒家教育很不一样的新式教育，他们既了解西方，也对中国当时的情况有切肤之痛，所以他们希望清政府能够进行改革。就这样，思想启蒙在香港开始了。

　　虽然流行于香港的改革呼声，对于封闭陈腐的清廷政治并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但1898年戊戌变法中的核心成员却深受香港的触动。据说康有为在游历了香港、上海等地后，开始对西学产生浓厚兴趣。而梁启超在1881年第一次登上香港后，对英政府统治下城市的秩序、洁净以及法制印象深刻。

　　正是意识到香港作为舆论阵地的重要性，1899年，流亡在外的孙中山派陈少白到香港筹办党报，兼为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第二年1月25日，《中国日报》在香港创刊。报刊名称由孙中山亲自拟定，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意。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为陈少白，主笔有郑贯公、廖平子、卢信、黄世仲、黄鲁逸等。

　　《中国日报》创办之初未敢公开宣传革命反清。半年之后，由于义和团运动使港英当局对反清活动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该报言论才逐渐激烈起来，引起中外人士注意。当时香港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也是各派报纸论战的绝佳场所。1904年，保皇派在香港创办《商报》，极力鼓吹“保皇扶清主义”，遭遇《中国日报》的猛烈攻击。

　　据说《中国日报》所用的机器、铅字，都是孙中山在横滨购办。当时中文报纸都是用直行、长行，唯有《中国日报》仿效日本用横行、短行。当时该报的销路主要在广东，粤督陶模笃信新学，很喜欢看《中国日报》，甚至奖惩下属，都以《中国日报》的评判为标准。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还记录了一个传奇故事，说当时一名广西志士叫余化龙，被囚南海监狱后，屡给《中国日报》投稿，揭示监狱黑暗，“狱吏畏之如虎，事事恒迁就之”。最后，余化龙竟借势强奸了狱吏的老婆。事情被《中国日报》获悉后，才据实加以纠正，余化龙伏法。

　　《中国日报》成立的时候，冯自由还在日本，陈少白聘他为该报的驻东京记者，美洲致公堂机关报《大同日报》也委任他为通讯员。此外，日本东京的革命军事学校和檀香山的《檀山新报》，新加坡中和堂和《图南日报》，都由冯传递消息、联络党谊。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冯自由在横滨的寓所，成为革命党各方交通的枢纽。

　　1905年7月，孙中山联合革命党各派如兴中会、华兴会、日知会、光复会等，在东京组织中国同盟会，冯自由也是发起人之一。8月份，孙中山派冯自由到香港组织同盟会，兼任《中国日报》记者。当时冯自由写了一篇长文，题目为《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有两万多字。冯对此颇为得意，称是中国言论界畅论民生主义之肇始。而“三民主义”一词，也是他在《中国日报》上撰写介绍《民报》的广告时所创用。

　　掌《中国日报》鼓革命斗志论赞：他经年累月为孙中山做“笔杆子、钱袋子、枪杆子”三件事。

　　1905年，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成立。陈少白当选为分会会长，郑贯公为庶务，冯自由为书记。当时香港有一个巨商，在背后默默支持同盟会以及《中国日报》的发展，他叫李煜堂，电影《十月围城》中的商人李玉堂即是以他为原型。李煜堂是李自重之父，也是冯自由的岳父。

　　1906年，《中国日报》因受保皇党人控诉，几欲停业，经陈少白、冯自由之请，李煜堂出资购买该报，使其得以维持。后经改组，冯自由担任该报社长兼总编辑。和老同学郑贯公一样，冯自由积极为革命鼓吹，1909年该报曾举办过一次征联活动，海内外应征者极为踊跃，初评入选者即有2000名左右，最后取录200名。其中冠军联为“将到毛长又剪清”，亚军联为“横扫膻腥独立旗”，殿军联为“一洗辫污大革新”。此外，还有“饱载腰缠尚剥民”、“擅弃膏腴曰媚夷”、“厚敛脂肥假振华”等联。

　　当时的《中国日报》不仅是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阵地，也是他们的重要活动据点，多次武装起义的策划、组织、联络工作，都是在报馆内进行。用笔杆子捍卫孙中山，和康有为的保皇党论战，为革命作宣传；用钱袋子支持革命工作，在日本、东南亚、北美发展会员，四处募捐；用枪杆子发动革命，参与和策划了多次起义，震动清廷———在香港数年，冯自由把这三件事干得风风火火。1908年钦廉起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时所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军旗，都是由他的老婆李自平在香港湾仔东海旁街76号住所亲手缝制的。

　　冯自由还在《中国日报》建立了战地记者制度，在萍乡起义、安庆起义和镇南关起义等多次武装起义中，该报都派有特约从军访员，用电报拍发战地实况至报馆，消息迅速，远驾其他各报之上。各地起义虽然都失败，但清政府惊恐不安，风声鹤唳，而每次起义都成为冯自由在《中国日报》鼓吹革命的素材。

　　孙中山后来称，“辛亥革命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革命报刊对革命宗旨和革命思想的传播”。香港从陈少白、郑贯公到冯自由，在辛亥革命前10年时间，点燃全国的革命思想火焰，功不可没。

　　而最终革命发展大有“燎原之势”，引发了港英当局的不安。警方多次传问调查冯自由，劝他自动离境。1910年冯离香港往加拿大，任温哥华《大汉日报》主笔，并为广州起义积极筹款。所集资金为海外各埠募饷之冠，后来加拿大同盟会支部成立，他被举为支部长。次年夏，孙中山在美国募捐，派冯自由去旧金山主编《大同日报》，并取得致公堂的合作。

　　风流随时逝秉笔且直书论赞：他的人生既然因为革命而起，也因此为革命的狂潮挟卷而去。

　　武昌枪响后两个月，旅美致公堂及同盟会洪门筹饷局等团体公推冯自由为美洲革命党总代表，回国参与组织共和政府，并带了筹饷局两年内发行的革命军债金币券收支总册向革命军政府报销。回国以后，他曾列席旁听各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的盛会，参加孙中山的就职典礼，并出任总统府的机要秘书。那一年，而立之年的冯自由走到了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冯自由的声名因革命大噪，最终却也被革命狂潮挟卷而去。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下诏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此时的冯自由任职临时稽勋局局长，闲差一个，政治生涯从此走向低谷。

　　冯自由当时最主要的工作，是收集各地参加革命人士的事迹，分别稽核褒奖。正是这个工作，使冯自由可以更多地接触到大量的历史文献或史料。二次革命发动时，冯自由以发还各省复查为由，预先将稽勋局收集的革命党人事迹档案，全部运到了上海，说起来，是为了防止“袁世凯利用这批资料搜捕革命人士”，实际上，也为他日后撰写历史著述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冯自由从北京来到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其反对共产主义、“强效苏俄”的意见，为当时多数国民党人不满，俱乐部被强令解散。这个国民党的元老，辛亥革命的元勋，被开除党籍。

　　1928年，冯自由与亲友在上海开设新新公司，自任总经理。1933年，孙文的独子孙科当选立法院长，冯出任立法委员，其党籍才得以恢复。此时已经51岁的冯自由，几经大起大落，却再也不愿从政做官。

　　冯自由的政治人生终结了，但是他的文学人生因此得以延续和升华。痛感“国人对民国开国诸多往事与人物即懵然不知亦无心了解”的冯自由，“发愤搜集三十年来所宝藏之各种书札、笔记、表册、报章等等，并广征故旧同志所经过之事迹”，撰写了洋洋百万言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章太炎为之作序，慨叹民国建立十有七年，尚未见一部信史，赞誉此书“虽未周悉，然阿私之见少矣。其以开国前名者，以为情有诚伪，事有轻重，事后之所为者，不得与事前比，且将以前之艰难，晓示后进”。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偏重于起义和建国的过程，却很少提及个人的言行事迹。因此，1936年，冯自由把这些往事和故人记录下来，成为六卷本的《革命逸史》，作为《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的补充。

　　本书最教后人感念的或许还不是那些名垂青史的开国功臣，反倒是那些随着时间而沉溺历史底端的无名志士。如香港富商余育之，开办日昌银号，曾为跑马地愉园东主。兴中会成立后，杨衢云介绍他入会。当年广州起义，时国人视革命党如蛇蝎，避之惟恐不及，他却慷慨捐资万数千元作军饷，密约杨衢云、黄咏商至红毛坟场交款。后经营失败，家道中落。后竟沦落至上海冠生园当招待。冯不禁叹道，这样一位三十年前之富甲香港之革命党元老，任其事迹湮没，“殊欠公允”。

　　1949年，冯自由移居香港，1951年奉蒋介石电召偕妻赴台。1953年，冯自由任“国策顾问”，一直到1958年春中风而死，时年76岁。

　　冯自由用他的笔写尽了大时代里个人的浮沉，和狂欢过后的满地荒凉。他身后的际遇，却如笔下那些事迹湮没的志士，学者傅国涌评价说：“冯自由的名字在内地被遗忘了数十年，其实，在辛亥革命史上，冯自由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人物。”信哉斯言。

　　■专家论点

　　冯自由：

　　革命党的“正统”

　　严谨的历史学家

　　傅国涌（知名学者）

　　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中华革命党的党务部副部长，冯自由始终追随孙中山，可以说是革命党的“正统”，但他对光复会、华兴会和其他革命党人的事迹都能如实记载，公正评价，在研究历史时没有派系的狭隘性，在他身上不仅体现了中国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而且蕴涵着他对民主、自由、平等始终不渝的追求。

　　他著史首先起源于对当权者歪曲和篡改历史的痛心，同时也是深感民权落空，自由未成。《革命逸史》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希望引用的人一定要注明出处，由此也可见他治史的严谨。他曾说袁世凯、黎元洪都不是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前后，屠杀革命党人，证据确凿，以他们为民国元首，则破坏共和、颠倒功罪都不足怪。遗憾的是国民党自掌握政权以来，“以革命党而行革命党应行之事，虽褒扬先烈之令，不绝如缕”，但只限于大名鼎鼎、妇孺皆知的少数领袖人物，而对于开国前和开国时断头流血、舍生取义的大多数无名英雄，并未按照当年稽勋局的调查表册分别抚恤，他说这是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缺憾。他一直认为饮水思源、养生恤死，是后死者应尽的责任。他后半生执着于革命史的研究与写作，这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著作，并不是为个别领袖树碑立传，而是忠实地记录了革命史上无数无名英雄抛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业绩。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

　　冯自由既不见容于孙中山晚年，也与蒋介石不和，长期得不到重用，只能担任立法委员等闲职。1949年他取道香港去台湾，任蒋介石的“国策”顾问，1958年在台北病逝。

　　1949年后，他的名字在大陆被遗忘。其实，在辛亥革命史上他是一个不能否定的人物，他20年代后期开始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著述鸿富，成就斐然，有《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华侨革命开国史》等著作传世。1936年9月，毛泽东致信蔡元培先生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其中列举的人中就包括冯自由。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一些著作已在大陆公开出版。

　　■大事纪略

　　●1895年，14岁的冯自由（当时叫懋龙）加入兴中会，他是年龄最幼的会员，有“革命童子”之称。

　　●1900年，冯自由进东京专门学校（后改名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学习。此后数年，他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

　　●1903年，冯自由任香港《中国日报》驻东京记者。

　　●1906年，冯自由任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中国日报》社长兼总编辑。

　　●1910年，冯自由离香港往加拿大，任《大汉日报》主笔。为广州起义积极筹款。所集资金为海外各埠募饷之冠，后来加拿大同盟会支部成立，他被举为支部长。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冯自由任机要秘书。

　　●1939-1947年，出版《革命逸史》五卷。

　　史料来源

　　《香港的历史》刘蜀永

　　《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崔瑞德主编

　　《AM odern H istory O fH ongK ong》S te veTs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