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里昂

　　黄林石

　　霍红

　　胡启明

　　 曾经被文革耽误，遇上大有作为的时期不少人又奋起直追，这群人就是1980年代的年轻人。这群年轻人中有一个较大的群体——文学青年

　　1981年，长沙市文学工作者深入洞庭湖区采访，并留下《水上星路》作品集，这成为改革开放后，长沙市文学青年“羡慕嫉妒恨”的一件大事。

　　1981年5月，长沙市文学工作者协会组织长沙市的“文学青年”第一次远行，深入洞庭湖区采访，成为1980年代最美好的记忆，不过霍红、徐晓鹤等参加本次活动的文学青年并没有出现在这幅相片上。前排左起李廉颇、郭味农、童永芹、周全胜、胡启明、尹紫云、李渔村；后排左起；左宗华、黄林石、两位航道局人员、易允武、瞿振振、寇丹。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30年前，即1980年代，湖湘大地曾崛起一支驰骋文坛、名震全国的“文学湘军”，它成为当年湖南文化繁荣的重要代表。当年的参与者无不谈到，“文学湘军”是如何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大批的粉丝，那些文学青年中的一些人后来或成了赫赫有名的作家或在其他方面卓然有成

　　《新创作》编辑部吸收湖南师院三才子

　　1980年代，名震全国的“文学湘军”是在文革摧残文艺过后，春风吹来、百花怒放时崛起的。这就像当年流行全国的《牡丹之歌》中所唱的那样：“ 冰封大地的时候。你正孕育着生机一片。春风吹来的时候，你把美丽带给人间。”

　　原长沙市文联副主席、《新创作》杂志社长杨里昂先生说：在“文革”后期，毛泽东虽然肯定了长沙创作的湘剧《园丁之歌》，但“四人帮”仍不依不饶围攻《园丁之歌》，这给长沙文坛带来巨大冲击。

　　此前，下放浏阳的知青张扬因创作《第二次握手》仍深陷大牢。

　　这时，最早冲破极“左”路线的是莫应丰的《将军吟》。1976年春，莫应丰躲在浏阳县等地“冒死”写出《将军吟》，这是大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将军吟》于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杨里昂更记得，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社论认为，“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口号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起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

　　1980年，张扬早已被释放，他创作的《第二次握手》成为当年最具知名度的畅销书。

　　此时长沙城新冒出一批年轻作家。当年湖南师院（今湖南师大）就有“九才子”之说，这九才子以韩少功为代表，包含张新奇、贺梦凡、田舒强、骆晓戈（女）等九位文学青年男女。韩少功的“文名”早在他读大学时，即已远扬。

　　1981年7月《长沙文艺》恢复出版，次月七月，改名《新创作》，其宗旨“以扶植文坛新秀为己任，努力作为当代表青年的知音”让人耳目一新，该文学杂志因一口气吸收了“湖南师院九才子”中的三位才子贺梦凡、张新奇、田舒强，引起广泛关注，颇让同行“羡慕嫉妒恨”。

　　当年还没有“长沙市作协”，只有其前身“长沙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文协”早在《新创作》创刊前一年，就已组织长沙文学青年，开展远航洞庭湖的采风活动。

　　各级文学评奖各种作品改稿会风起云涌

　　湖南省、长沙市都在积极开展青年文学征文评奖。

　　杨里昂记得第一届湖南省青年文学创作奖获得者，一等奖为贺晓彤、江异、蔡测海。此后，徐晓鹤（赵无眠）、何立伟、王平等的名字陆续出现在这些奖项中。

　　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接连传来，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获奖，与韩少功同时获奖的外地作品在今天仍让人留有深刻记忆的还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张贤亮的《灵与肉》、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

　　1982年12月5日，第一届茅盾文学奖颁奖，本奖为优秀长篇小说而设，三年评选一次，本届获奖的六部作品中，竟有两部来自湖南，即莫应丰的《将军吟》和古华的《芙蓉镇》（其他四部为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魏巍的《东方》和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

　　从1978年到1988年的文学新时期十年里，湖南在全国开展的各种文学创作评奖活动中，湖南获奖的文学作品有35部（篇）、获奖作家40多人次，有11部小说拍成电影或电视剧。35部（篇）获全国奖的文学作品中，小说计有22部（篇）。

　　据康咏秋等人的《湖南新文学七十年》中的说法，在新时期，除北京外，湖南是长、中、短篇小说都曾获得全国秀作品奖的唯一省份，湖南文坛的声誉在全国空前提高，以小说为主要形式的“文学湘军”，在新时期已获得无可置疑、不容挑战的地位。这些全国获奖作品中，何立伟的《白色鸟》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是长沙作家首次在全国评奖中获奖，何因而被评为1985年度长沙市的新闻人物。

　　与此同时，长沙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一面办好《新创作》努力扶植青年作者，长沙的文学青年在长沙市“文协”组织下，开展改稿会、读书班、潇湘诗会等轰轰烈烈的文学活动。杨里昂说，现长沙市作协主席霍红当年就参加了最早的改稿班。

　　新时期在海外被翻译作品最多的长沙作家是残雪。残雪经常谈到她的处女作《污水上的肥皂泡》发表在1985年第一期《新创作》上，她的作品就是从《新创作》上起步的。

　　杨里昂记得当初是张新奇拿着残雪的这篇短篇小说与他一起商量，他们认为此文别具一格，应当发表。

　　对那个年代不能止于怀念和追寻，而应该反思

　　1980年代是众声喧哗激情流溢的年代，然而这个时代也需要处理汹涌的暗潮。《新创作》在1980年代的创办中也遇到一些困扰，最艰难的一次是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运动，因《新创作》曾刊发少数新锐文学作品，承担不小的压力。杨里昂至今仍对保护《新创作》的湖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为人正直的傅紫荻深怀感激，他说。有一天傅紫荻来到望麓园《新创作》办公室。对正在办公室编稿的杨里昂说：“最近，外面对于《新创作》风声有些大呵。”杨里昂说：“您的看法怎样？”傅紫荻说：“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杨里昂退休时，正好已编完100期《新创作》，对于1980年代的文学繁荣，他觉得他对于那个时代，不能止于怀念和追寻之中，而应该反思，至少应从中吸取好的经验。

　　杨老认为过度的商品化和物质化对文学会有相当伤害。他更认为，作协、文联干部应当成为活动家，既为文学青年组织活动，同时一位作家进行大题材的创作搜集资料有时凭一个人之力难以完成，这就要组织一批人来帮忙。像当年长沙市委宣传部组织的“文夕大火”研讨会，就使长沙出了不少“文夕大火”的各类成果，电视剧《湖南和平起义》的拍摄，组织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杨里昂先生说，1980年代长沙文学的繁荣，除了大的历史情境难以复制外，当年对文学新人的扶植，文联、作协组织的一些活动形式可能对今天仍会有一定的帮助，最主要是要全社会和政府重视文学，关爱文学，帮助各类文学创作者。

　　文学青年集体记忆

　　第一次“十八岁出门远行”

　　文/任大猛

　　在1980年代的一些“文学青年”中，最让他们记忆深刻的，就是因文学而去远行。

　　他们1980年代的第一次集体远行是在1981年5月12日，这天下午一艘211工作轮，从湘江出濠河口，入洞庭湖，经湘阴、岳阳、三江口等处，15日宿于漉湖，16日过茅草街、武圣宫。省航道管理处河政科负责人陈德堂、工程师蒋忠绥一路作“导航”讲解，沿途各航站热情接待，船上的人们大都第一次体验水上生活，徐晓鹤等人诗兴大发。

　　30年过去了，我们能够找到的当事人，黄林石、霍红、胡启明等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船上吃的“透鲜”的回头鱼。

　　黄林石记得当年年长一些的李鸣高（林河）带着一个录音机，将船上作家们、文学青年热烈的讨论、文学的歌咏录了音，另外一台双卡录放机，则应该是徐晓鹤、霍红、胡启明、瞿振振、尹紫云等人带去。

　　黄老说当初并没有意识借着这个环洞庭湖的机会作一个环保调查，而当年的年轻人则说当时不流行照相，结果目前只能找到在岳阳楼前的一张合影，并且，合影中还少了几位文学青年，比如徐晓鹤、霍红等人的身影。

　　这次环沿洞庭湖航道系统的采访，后来编成一本《水上星路》的集子，至今霍红仍保存有一份。

　　杨里昂说，当年，他想要创造机会让文学青年们深入生活，走向远方。于是找到在省交通厅教育处工作的同学赵正如，提出想组织长沙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远行，进行考察采访。赵正如带他去见省交通厅领导，获得了批准。

　　不过，杨里昂因肾炎未能参加这一活动。他邀请了《湘江文学》的郭味农和李鸣高（林河）两先生前往，又请到长沙晚报社的黄林石和周全胜。

　　后来，长沙文协的“文学远行”去了浏阳，胡启明记得当年他们到了时为浏阳宣传部负责人谭仲池家中，谭拿出他家的白酒，让众人共饮品尝。那是一个中秋节，胡启明记忆，“吃个子月饼，团个子圆”，有位一同远行的文学青年调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