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不懂，为何有人会见死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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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悦悦”事件发生至今已有一个多月，可是香港社会一旦提及这个事件，还是忍不住“一根筋”地问：到底对一个2岁女孩“见死不救”理由有哪些？在香港我们实在一个都找不出。
乍听起来，这是香港人在用这样的疑问句标榜自己至高的道德点吗？
香港并不是没有见死不救的例子，也发生过医院门前有人晕倒却没有得到医院的及时救助的事件，并震撼香港社会。但是正如作家陶杰所说，这样的事件带来的震惊正说明“见死不救”对香港是“非常态”的，的确，香港后来一直很少再出现“见死不救”事件。
香港人的疑问，是一个公民教育全面、司法和警务体系专业、传媒监督无孔不入的社会发出的，这些疑问是真诚的，这样的疑问也提醒我们：所谓人心冷漠“见死不救”的局面，不仅仅在于几个人的是否”善良“，在立体的复杂性之下，社会的每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原因。
香港人对司法和警察高度信任，有足够的安全感
“如果你遇到路边有人受伤或者昏倒会怎么做？”这个问句，32岁的香港市民Iris不假思索地说：“拨打999(香港紧急求助电话，相当于110)救人。”随即她解释说，大多数香港人不会直接去救治受伤者，但是会打电话报警，“香港的警察一般很快会到达，剩下的事情交给阿sir处理就好。”Iris轻快地说。至于是否担心之后会不会有什么麻烦，Iris反问一句：“有警察在，只要你没做亏心事，会有什么麻烦呢？”
作为香港人，Iris对香港警察的这份信心绝不是偶然。实际是，被访问的无论是普通香港人还是学者专家，大家不约而同地会选择“信任警察”，在外遇到有人需要救助，出手相救没有顾虑。
在香港青年协会进行的一项调查中，2013名受访者给“香港警察”打出7.2的平均分，在所有政府部门中遥遥领先；而在另一个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International)进行的“民众心声”调查发现，香港市民对本港的警队及医疗制度最有信心。
香港警察和丹麦警察、瑞典警察一起被称为世界上最高效廉洁的三大警察部队，这点上即使美英警察也无法企及。据统计，香港3万余警员，全部为大学毕业，最低拥有学士学位，英语能力A O D四级以上(比内地大学的英语四级要略低)。2006年警务署的有关高级官员学历调查中，拥有硕士学位的警员有7600余人，博士学位的11人(基本聚集在0记)。高学历、高素养、高水平，这就是香港警察的基本写照。
“香港是个让人有安全感的社会。”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教授李立峯说，在香港“见伤必救”价值观被民众普遍接受并且很好地付诸实践，反映出香港市民对社会、对警务体系和司法的信任和信心。
“香港警方在行动高效的同时非常专业，到达现场后的各种处理，寻找相关人员录口供，寻找证据，以及之后的司法程序，都深得港人的信赖。”而这样的信任，在李立峯看来，是在“三权分立”理念之下形成的。港府实行六级交叉监察制度，警务处、市民议会第三委员会、立法会、特首安全顾问办公室、IC A C、警务处内务科(2004年起隶属于中央公安部)，这六个特殊部门的交叉监察，使得整个警务系统空前透明化、公正化、廉洁化。
香港知名律师谢连丰接受采访时曾说过：“香港路人伸出援手，不会担心被讹诈。只要是稍微有良心的人，都不会见死不救，这在整个香港已经形成了社会共识。”谢律师说：“根据香港法律，只有当路人阻碍救助，才会承担法律责任。”
“除了相信司法和警察，在香港传媒也会有监督作用，”Iris平静地说，“就算我帮助别人反而被污蔑，总是有很多不同的发声渠道，不会绝望。”
香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展人性化的公民教育
“在公共场所见到有人受伤或者生病需要帮助，对于大多数香港人来说，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这可以归功于香港长年坚持的公民教育。”香港著名文化评论员林沛理这样评价。公民教育在香港由来已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政府也曾根据需要大力推行“不要随地所吐痰”、“要排队”、“要有公德心，多行善”等等基本的概念，而到现在，这些观念对于香港人已经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香港的公民德育教育非常多元化，家庭学校和社会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都在教育每一个香港人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好公民。
吴詠雪是香港兆基中学负责伦理和宗教科目的老师，每一周她都要像其他的老师一样给学生上课，课的内容主要有宗教、伦理、语言和社会教育。
“佛山发生‘小悦悦事件’后，我在伦理课堂上和学生一起做了剪报并且进行了讨论，很多中六中七的学生都表示会给警方电话寻求帮助，他们从小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在默默影响他们，所以到现在觉得理所当然要去求助。”吴老师说。
吴詠雪坦言，很难说是公民德育教育中哪一课影响了学生的想法。相反，每一章节的内容都和这些有着内在的联系，“讲‘人权’的内容时，我们会用一个个培育植物、饲养动物的环节，让学生明白每一个生命都有权利生存，不可以随意对待生命；讲社会教育时，教给学生怎么做一个同政府合作又懂得监督它的好公民。”吴詠雪说：“这些教育肯定会影响他们面对需要帮助的人如何行动，而不是告诉他们‘你应该怎么做’，这太苍白无力。”
香港学校的公民德育教育的课外活动和课后实践也非常多，新界将军澳的梁省得小学校长张丽君感慨尤其是小学生，与其在课堂上直接灌输给他们所谓的“价值观”、“道德观”，“不如让他们直接参与进来更有效果。”
张丽君和同事们经常组织学生围绕德育话题举办话剧、诗歌、作曲、绘画等等比赛，“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独特一点的方案，比如让学生摆摊义卖自己做的手工艺品，得到的善款捐助给需要的慈善组织，这个过程中不用说教，他们会从内容感受到帮助别人的快乐。”
而校外学生公民德育的实践活动，参观社区、到社区里帮忙、照顾老人等等活动是每一个香港孩子都要经历的过程。著名的香港“童军”也给学生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一到放学时间，穿着各种花花绿绿制服的童军们随处可见，就像《飞屋环游记》中的小小男主角一样，最初可能为了一个个小徽章去做事，既有老人帮助服务，又有维持交通秩序，等等，最后收获的是对香港社会的责任心和公德心。
“平时会教育孩子遇到需要帮忙的人，如果你有能力就应该帮帮他们。”妈妈彭姿是名媒体工作者，也是一个5岁女孩的妈妈，她认为这样的教育会让孩子从小养成健康和正面的人格，对于学校的德育课程，作为妈妈也丝毫没有马虎，“其实在香港，一个学校的德育课程是不是认真端正也是很多家长考察学校的重要的标准。”彭姿说。
在家庭德育教育方面，林沛理发现和内地不同的是，香港的家长对孩子公民意识和公德心的培养和学校基本保持一致，不会割裂，在学校老师教给的道德观通常和香港家长要讲的没有冲突，“很多家长愿意带着孩子去参加一些公共的集会和游行，他们希望让孩子从小多认识点社会事务，早早培养作为公民的觉悟。”
港府培养港人社区意识，把邻居当家人
“香港有良好的社区意识，这是港府多年来一直致力提倡和培养的。”林沛理解释，香港共分十八区，每个社区不仅仅有居住的功能，香港政府希望能够打造出“家”的感觉，让居民对自己的社区有归属感，“如果你看到他人受伤躺在地上，他们也可以看做你的家人，你难道不会出手帮助吗？认同感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很大的影响。”
林沛理介绍说香港社区实施区议会制度，居民都是其中的一分子，由他们投票选举代表，一起为有良好的社区居住环境而努力，社区内的边缘人士，例如菲籍佣工，社区也希望可以将他们融合进来。
“也许就是因为香港社会的凝聚力和相互认可，香港人对生命极为重视。”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石丹理说，他坦言受伤和死亡对于香港人来说是件极为震撼的事。例如之前“菲律宾人质事件”，每一个香港人都对同胞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也许平时走在香港的路上互相并不会打招呼，但是当别人出现事故，香港人是不会放任不管的，互相的帮助存在于香港主流的价值观。”石丹理说。
对于很多不顾个人安危，在别人需要帮助勇敢站出来的市民，香港政府也会用不同的方式给予肯定和鼓励。
今年3月，潘任惠珍接到电话，声称她的儿子因作担保人但没有还债而被胁持，要求潘女士付钱赎回儿子。报警之后的情节仿佛TV B电视剧，潘任惠珍用电话拖住诈骗人员，并假装答应和他见面，最终案犯被埋伏在见面现场的警察抓住，被判处监禁32个月。
潘任惠珍则获得了由香港警务处颁布的“好市民奖”和3000港币的奖金。
“‘好市民奖’主要嘉奖那些积极协助警方救助他人、防止或帮助侦查罪案，以及逮捕罪犯的市民。我想，很多市民并非为了奖项才挺身而出，但是人人都需要鼓励，希望这些‘好市民’得到肯定会更加开心。”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新闻主任许杰畴说。
香港警务处在1973年推出“好市民奖”，奖励基金由香港总商会设立和管理。“‘好市民奖’的得奖者是经过一个公平、公开和严谨的遴选程序而产生的。”许杰畴说，首先，各警区会预备提名的名单，警察公共关系科核对所有数据后，会召开由保安局及警察公共关系科成员组成的遴选小组，选出40名市民接受“好市民奖”奖项。遴选小组也会在年终的“好市民奖”遴选时，从全年80名得奖者中选出全年最杰出“好市民奖”得主。
“获得‘好市民奖’并不一定要做震惊香港的大事或者付出惨重代价，只要你肯为了救助他人或者帮助警方扑灭罪行，就够格被称为‘好市民’。”
同样的奖项还有特首亲自颁布的“金英勇勋章”，表彰见义勇为的勇敢者，“最佳义工奖”，肯定和鼓励杰出的义工。
“香港的政府奖励总是以肯定和鼓励为主，向来提倡的是‘人性’‘人本’的概念，而不是通过‘怀疑’‘举报’这样的方式去维持社会安定。”香港著名作家陶杰这样评价。
7个香港人就有1个在做义工，助人意识普及
“小姐，请支持慈善事业。”小小的女孩十五六岁，童花头，学生裙，手里捧着一个大盒子，写着“捐款箱”，投进硬币后，她便笑盈盈地将一个带着笑脸的贴纸贴到你的胸前，经常到香港去的人对这一幕定不会陌生，这些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都是香港义工。
香港义工队伍十分“雄壮”，已有超过94万人在社会福利署登记为义工，这个数字占香港人口总数的近1/7，而在社会上担任义工的人数远超这个数字；香港从事志愿工作的机构超过2000家。而他们的共同目的只有一个：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用社会福利署高级社会工作主任陈干恒的话就是：志愿工作的精神是关怀别人、建立关爱社会，希望义工能将这份核心价值融入日常生活。
几乎所有的香港社会公益团体都活跃着义工：在小动物保护协会里给被遗弃的猫狗洗澡；在内地贫困山区实施“苗圃助学计划”；在“小母牛计划”中帮助穷人脱贫……义工服务对象还有囚犯、赌徒、有轻生念头的人等“特殊群体”。义工通过到狱中探访囚犯、给囚犯写信等形式，帮助囚犯反思自己、认识自我：专门助人戒赌的义工，通过多种辅导和帮助，让近百个赌徒“金盆洗手”；对有轻生念头的人，义工通过各种办法与他们倾谈，缓解他们的情绪，让他们重燃希望。
“帮助别人的概念，深植于香港人心中，以至于他们做完之后也不会认为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义工的体系既证明了这点，也促进了这点。”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石丹理说。
在这些义工社团中，宗教社团占有相当的比重。石丹理认为，宗教团体的运作和香港人目前的道德水平关系也极为紧密。
香港大多数宗教团体颇为多元化，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几乎所有的宗教团体都是导人向善的教义、教规，良好的伦理、道德规范，宗教团体向社会传播教义，给了很多人安慰和支持。另一方面，宗教团体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工作，包括文化、医疗、问题青年、流浪人员等等问题，例如天主教区“明爱”服务机构对家庭、工作的方方面面提供咨询服务。
香港的宗教团体办学校，做教育又是另一个特别之处，香港教育学院副院长李荣安教授指出，香港有一半的学校由宗教团体主办，将宗教与道德教育联系在一起，宗教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达到天人合一，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下期预告：深圳校服为何不能如同香港那样多元？
近期很多人在诟病深圳学生的校服，认为它的审美还停留在二十年前，用1990年的衣服装2011年的身体。他们指出深圳校服的样式没有时代感和地域性，丝毫没有体现出深圳的“特”，其实校服的个性化在某种程度上说鼓励审美教育的个性化，校服的话题，深港两地学生和专家都有不同的思考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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