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1977年参加高考的570万人中的一份子，他们更是21:1的录取比例中那幸运的27万人中的一份子；

　　他们是新中国关闭了10年的高考大门重新开启后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这一代被称为“思考的一代”；

　　毕业30年后的今天，他们仍然笃信：知识改变命运。

　　2012年1月1日，西北师大中文系77级乙班同学毕业30周年联谊会暨《我们这一代》新书首发仪式在冬日的金城举行。就像30多年前的1977年，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进了甘肃师范大学一样，这一天，他们再一次从四面八方而来，不同的只是朱颜已改。

　　这不仅仅只是一次简单的同学聚会，它应该是一次集体记忆对一个时代的拼接和复原，30年来，这些人以及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个人命运累积成一个国家命运，他们身上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命运转机

　　1977年8月从同学口中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16岁的张先堂正在干临时工当泥瓦匠，此时他高中毕业也就两个多月。

　　比张先堂小一岁的解志熙此时正在环县读高二。几个月后，张先堂和解志熙成了甘肃师范大学（即现在的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77级乙班的同学，16岁的解志熙是班上年龄最小的。现在的解志熙和张先堂已成了大学者，解志熙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而身为研究员的张先堂也是敦煌研究院科研处的处长。

　　和等了高考11年的王恩绒相比，张先堂他们就算是运气好得很了。王恩绒是典型的“老三届”，1966年高中毕业的她就在掐指算还有10天就要参加高考的时候，突然听广播里讲，废除考试制度，推荐或选拔相结合上大学。“当时我们被通知先留在学校闹革命，等待推荐选拔上大学，当时，我们还抱着一线希望，可是后来，‘文革’演变成了派别斗争，以至文批武斗，打得一塌糊涂，学校早已停课，人人自顾不暇，谁还有心管我们上大学的事？直到1968年才通知我们这些学生各自回家，等待日后的推荐选拔。”30年后，在记录西北师大中文系1977级乙班同学们的人生故事和心路历程的这本《我们这一代》书中，王恩绒将让自己等待了11年的这一次高考视为是一次“迟到”——1978年3月走进大学校门时，王恩绒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比她的同学解志熙整整大了16岁。

　　大学毕业后，王恩绒在白银公司一中当老师，现已退休。王恩绒的同学、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办公室主任武志元，那一年是从“苦甲天下”的会宁考来的，填报志愿的时候，既不知道怎么报志愿又不知道什么专业好的他，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吃饱白面馒头的学校就是好学校。“所以，我在第二志愿中还填了某某煤炭工业学校，因为从小有个印象，就是煤矿的馒头真大啊！”

　　“迟到”的1977年高考，让如张先堂、解志熙、王恩绒、马国昌、王桂芝一样的很多人，从农民、工人、知青、公社干部、大队文书、兽医、应届高中生变成了大学生，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幸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与那些当年无缘入学的同龄人相比，高考为他们这些人打开的是各自个人命运的上升通道，今天的他们多数已成为中国各行各业的中坚分子甚至领军人物。

　　管卫中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整个兰州维尼纶厂都轰动了，“谁能想到一个学徒工居然考上了大学？”管卫中自己似乎也不敢相信他真的考上大学了，在还是初中生时他就是个连入团都不可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1978年那一年春天，管卫中是带着“出身不好”的历史标签踏进甘肃师范大学的校门的。

　　大学将会带给他什么？这是管卫中不知道的，也是从长津电缆厂走出来的栾行健所不知的……

　　被启蒙者

　　那是一个理想与精神复苏的时期。

　　栾行健的“爱情”也就在他的那一首《雪花》中复苏了——

　　雪花儿，雪花

　　你在我滚烫的心中融化

　　我渴饮你生命的泉水

　　在生活中植上爱情的幼芽

　　“1979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天上飘着雪花，走在去教室上课的路上，触景生情中就有了这一首即兴之作。”第二天正好轮到栾行健他们中文系乙班办墙报，当时大学二年级的栾行健便将这首诗交给了办墙报的同学。

　　当栾行健站在墙报前，眼中尽是那些批评《雪花》的大字报。“主要是说这首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缺少社会主义文学应有的革命性、战斗性，诗在歌颂软绵绵的爱情，而爱情是有阶级性的，诗在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泛爱论。”

　　甘肃文化出版社总编辑管卫中说与这种批评之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种支持之声，后来，随着两种声音的日趋扩大，争论的本质实际上已经超越《雪花》诗歌本身，升级到文学与人性的讨论了。“有人说，我们77级与整个中国社会共同感受着思想解冻、理想重建的冲击。《雪花》事件无疑就是这样一种冲击的体现。”

　　一正一反两种声音的争论逐步向外扩延，当时《甘肃日报》还专门派记者来采访，组织了一正一反两篇评论文章在该报的副刊版上发表。栾行健说几个月后的1979年5月，时为师大中文系教授的刘滋培先生一篇题为《百花齐放还是春》的具有保留性的定性文章算是为这场争论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即使在争论最为激烈的时候，我作为诗作的创作者也没有一丝的恐惧，除过一些迷茫之外。”现在已从兰州市教育局局长岗位上退休的栾行健觉得无论是校园内的还是报纸上的争论，特别是1980年《雪花》荣获了“庆祝建国30周年文学艺术作品评奖三等奖”，无疑都传递了这样一个迹象：文化界思想在解冻。

　　来自课堂上的思想解冻让学生们感受得更为直接些。管卫中说刚进学校那会儿，有些教材还没来得及更新，“文革”之前的东西、“文革”期间工农兵学员的东西交织在一起。“像我们的历史课还在讲阶级斗争动力说，‘朦胧诗’还处在半地下状态，只在一小部分同学中间悄悄传抄……教学内容尚未完全回归常识，是一些思想率先解放的老师们给了我们最初的启蒙。”

　　解志熙从进入大学校门的第一天就下决心远离政治，一心只读圣贤书，但是他还是从身边文学的哗变之中感受到思想解放的快感与舒畅，“文学充当了解放思想的先锋。我们这些中文系的学生，眼界被打开了，思想被启蒙了，从而形成了我们理想主义的群体性格。”

　　“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给我们讲现代文学的支克坚老师，他思想解放，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讲解鲁迅，是以一种回归‘五四’、回归启蒙主义、回归人性的态度。这就是一种启蒙。”解志熙说与支老师的受欢迎形成对比的是一位讲先秦文学的老师，这位老师用南方方言讲解佶屈聱牙的《诗经》、大赋，听起来实在很困难，面对课堂上一些熟悉先秦文学的学生的提问，这位老师往往被问得满头大汗，不满之声越聚越多，最后学生们的意见提到系上，系上就把这位老师给换了，学生让老师“下课”了。

　　当年给77级代过当代文学课的党鸿枢让管卫中记忆很深，他说，像卢新华的小说《伤痕》等一些新文学作品一出来，党老师就马上介绍给同学们，而这些新出现的文学作品，让他们看清中国刚刚过去的现实，就像手电筒，一下子照亮了他们心灵的幽暗隧道，令人如梦方醒，醍醐灌顶，他们让我们学会了用自己的脑袋重新审视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学，事实上发挥了类乎‘五四’文学的思想启蒙功效，且比前者规模大得多。是新生的文学给了我以及我们许许多多的同学、同代人以启蒙。从这里开始，我们渐渐变成了喜欢思索、不再轻信什么的一代人。我们被启蒙了。”

　　启蒙——在解志熙、韩经太、管卫中、栾行健、李玉兰、孙敏、武志元、康娅红、何西庆这些77级学生眼中——是比四年大学学到的知识还重要的东西。

　　原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在《我们这一代》的序言中写道：他们读大学的时节（1978年初——1981年底），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滚滚春潮打破坚冰之时，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号角刚刚吹响之际。在那样的历史时刻，他们像年轻的士兵接受战火的洗礼，在拨乱反正的时代氛围中奠定了独立思考的群体气质，更加坚定了为百废待兴的祖国报效终身的理念。

　　三十年后，这批大学生中出现了成批的大学教授、领导干部、文化人和优秀教师。“新三届”（指七七级、七八级、七九级）大学生被认为是“‘文革’之后中国最优秀的大学生”，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似乎还能找到知识分子的一种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像今天承载着西北师大中文系77级乙班同学集体回忆的这本《我们这一代》一样，书中那一段段历史的回忆，也使我们窥见中国那段历史的一鳞半爪，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是这些人，还是这一本书，对于今天都有着别样的启迪意义。

　　本报记者 雷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