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唐珩 温建敏
提到小平南巡,就不得不提那篇引发转载狂潮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有人把该文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起列为中国改革开放重要关头最重要的两篇文章。
18日,这篇通讯的作者陈锡添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71岁的陈锡添,因此文名动天下,但依然保持着报人本色;虽然多次接受各类媒体的访问,但回忆起作为深圳唯一的文字记者跟随采访邓小平南巡,他仍然不时激动。在他看来,20年后重忆小平南方谈话,其最大意义仍然是“改革开放是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
谈采访:对社长和老婆都保密
羊城晚报:您是什么时候接到任务要采访邓小平南巡的?
陈锡添:1992年1月18日傍晚,5点钟左右才通知我。当时李灏书记(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对我说:这个消息绝密,邓小平同志19日早上9点坐火车到深圳,连社长和老婆你都不能告诉。明天早上8点钟你就准时到门口坐我们的车到火车站,你是唯一的文字记者。
羊城晚报:接到任务的当晚您做了什么准备工作?当时采访是如何进行的?
陈锡添:没有做什么特别准备,当时邓公说是来度假的。我们就住在邓公所住的迎宾馆,除了每天不能上他的车,别的时候都在一起。邓公到国贸讲话的时候,我们还怂恿李灏书记揣了个录音机录小平同志的讲话,结果他不会用,带子是空的,什么都没录上。主要还是靠用笔记录。小平是一路走一路谈,虽然是闲聊,但他说的都是重要的话。
刚开始我以为一定要采访和报道的,但很快就有人告诉我,这次没有报道任务。后来,我才知道是小平的意见,说“不接见、不题词、不报道”。但我们当时不去管能不能报道,每天都把小平同志的讲话全部整理成大事记,我和当时深圳市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住一个房间,我起草,他修改。
忆小平:他很幽默,也有童真
羊城晚报:您当时连续5天都和小平同志在一起,他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方面、哪件事?
陈锡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睿智,虽然已经88岁高龄,但他的思维很清晰,讲话逻辑性很强。他讲话声音不大,但我们听得很清楚。他讲得很慢,扳着指头一条一条地讲,没有丝毫犹豫。他只是耳朵听不清楚,别人跟他说话时,有时要毛毛(小平的女儿)凑着耳朵重复。
他的讲话针对性太强了。当时有人攻击深圳姓“资”,他就说深圳姓“社”不姓“资”。在国贸的讲话,当时他坐在椅子上,看着地图听完李灏汇报,就开始谈了。邓公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很朴素、很平凡的老人家形象。在参观过程中他很幽默,也有童真。但我除了要描绘他这样的形象,同时也要传达他伟大的一面。他在南巡过程中的讲话精神,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高潮。
谈名作:没有一个市领导审稿
羊城晚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稿的?那篇通讯是3月26日才发表的,中间间隔了两个月。
陈锡添:其实,上海的《文汇报》早就约我写稿,被我回绝了。3月中旬,中国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鼓励我把整个过程写出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邓林(小平女儿)的爱人。我在他安排的宾馆里住了3天,构思写作,并重新采访一些当事人,把当时采访中不了解的事情写清楚。
3月22日中午,我提起笔就开始写,一气呵成。25日,我和社长把稿子拿给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广慧,他说:“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只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就行了。”
羊城晚报:这么重要的稿件,居然不用领导审,跟当时深圳的环境有没有关系呢?
陈锡添:肯定是有关系的。这条稿子放在别的地方,估计是出不来的,但在当时的深圳,是“敢想敢闯敢干”的氛围,宣传部长杨广慧是从中央下来的,他同意发表,我的政治责任就小了,我只对事实负责就可以了。
羊城晚报:据说您在稿件发表前一晚睡不着觉?
陈锡添:是啊,这么重要的稿子,这么大的领导,我只是一个副省级城市党报的副总编辑,随便一个差池,乌纱帽就被撸掉了。同时,想到这篇稿子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我又很兴奋。
羊城晚报:有没有想过这篇文章的影响会大到这样的地步?
陈锡添:说实在话,我知道这篇文章有一定影响力,但没想到这么大,大大小小的国内报纸都发了,当天《羊城晚报》就转载了,羊城晚报是国内最有名的报纸之一啊。后来,《文汇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转载了,国外美联社、共同社、路透社等通讯社以及《泰晤士报》等国外影响力很大的报纸都全文翻译刊登。这篇通讯出来后,《深圳特区报》的发行量以每月一万份的数量增长。
说遗憾:小平两段讲话没敢上
羊城晚报:这条长篇通讯有什么遗憾吗?
陈锡添:说到遗憾,老人家的讲话有两段没敢写上,一是小平说“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我把它删掉了。
还有一段话是,小平同志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这些我没敢写。
谈深圳:要稳步探索政体改革
羊城晚报:您不仅是小平南巡的见证人,也是深圳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小平南巡前后的深圳有什么变化?
陈锡添:在1992年小平南巡后,深圳是飞速发展的。体制摆脱束缚后产生的能量是惊人的,你看现在深圳经济总量发展得多快啊。
羊城晚报:有人说深圳的改革精神正在减弱,几年前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帖一度引起热议。您觉得深圳在发展中是否有一些需要反思的地方呢?
陈锡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深圳应该有一定危机感。深圳毕竟就2000平方公里,地方有限,而且后来优势也不明显了。所以,深圳必须要在产业升级、高科技、创新方面下很大的工夫。它跟广州、上海不同,它没有人家大,所以要发动脑筋。我觉得深圳应该努力向香港学习,尽量发展深港一体化。小平南巡时曾说过,要在内地造几个香港。现在我们国内若干发达城市,在经济方面拉近了与香港的差距,可是社会管理、法治、人的素质、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我们还要向香港学习。
小平要求人们“敢闯、敢试、敢冒、敢干”,这个应该继续贯彻下去。一个是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更重要的是利用深圳精神推进法制建设,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争当排头兵。现在经济还要继续发展,但政体改革较为滞后,应该在适合国情的情况下稳步探索,才能保持发展的后劲。比如,在民主建设上,差额选举方面深圳能不能做些尝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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