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钊

　　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二)亲历皖南事变

　　1941年1月，驻皖南新四军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的率领下，分别从泾县云岭等地出发，奉命北移。国民党反动派却调集七个师8万余人对新四军北移部队进行围歼，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这次行动中，新四军北移部队编为左、中、右三路纵队，新二支队编为中路纵队，黄火星任中路纵队政委，周桂生任司令员，新四军军部跟随中路纵队行动。

　　1月4日夜，军部领导人与黄火星、周桂生率领的中路纵队渡过青弋江，到达茂林地区。6日，黄火星、周桂生参加了军部召开的各纵队首长会议，会议决定各纵队按预定的计划于黄昏开始行动。由于国民党军四十师控制丕岭高地，拦住我军的去路，叶挺指示中路纵队一定要攻占丕岭。纵队领导即令老三团三营为前卫攻

　　克丕岭。三营拂晓前攻占了丕岭，随即猛扑星潭，遭到国民党军四十师两个营的阻击，战斗异常激烈。下午，黄火星亲临前线指挥时不幸大腿负伤，警卫员扶他下山，换药后劝他休息一下，但他毅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拄着拐杖返回了前线。

　　1月7日，黄火星参加了军部在百步坑召开的会议。叶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星潭，黄火星当即向叶军长请战:“你下命令吧，我们负责坚决打!”由于项英坚持部队后撤，致使当晚冲进星潭的一营一连没有后援而遭受损失，并且打乱了部队原来行进的部署。

　　随着时间推移，新四军指战员们伤亡越来越大。13日下午，最后一块东流山阵地失守，军部完全暴露在国民党军火力之下。

　　军长叶挺面对前来请示的人沉着地说:“现在开始分散突围，皖南部队是革命的精华，你们要坚决地突出重围，到江北去，开创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根据叶挺的指示，黄火星立即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军部突围命令，决定将纵队分为左右两路向西北方向突围，纵队部随右路跟进突围。右路首先突围，大部分同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仅有少部分人突出重围。黄火星、周桂生等人被敌人火力隔断，部队已被全部冲散。

　　黄火星率通讯员、侦察员以及机要员等，与刘别生、张云龙带领的队伍会合，巧妙而勇敢地突破了敌人14道封锁线，在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于18日晚在油坊嘴顺利渡江，胜利到达江北安徽无为县。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是皖南事变最先突围的队伍，也是唯一带出的整建制的突围部队。

　　黄火星腿上的伤口感染严重，肿得如小水桶一样粗。在这十多天连续战斗的突围过程中，黄火星忍受着巨大的伤痛指挥战斗。直到解放后，他腿上的弹片才在上海华东医院取出。

　　杨刚同志，在皖南事变时，是黄火星所在的新二支队司令部的机要员，他一直跟随黄火星行动。《皖南事变回忆录》一书中收录了杨刚的回忆文章，其中讲到了这样一件事:

　　16日的下午，(突围部队)冒充国民党部队，开进繁昌县的一个国民党的乡公所，命令他们招待我们这些“弟兄”。愚蠢的敌人还真把我们当成“国军”，毫无戒备，把枪架起来，还跑出跑进倒水、送饭等。同志们在这里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有位同志怀着胜利突围的喜悦，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新四军军歌》。这下可把顽乡长和乡丁们吓傻了，个个面色苍白，呆若木鸡。这时，黄政委急中生智，将计就计地立即命令他们在院子里站队集合，训了一顿话。他在训话中揭露了反共顽固派的阴谋罪恶，宣传了我党我军坚持团结抗战的主张，要他们以中华民族的前途为重，不要反共反人民，不要当汉奸，不许欺压老百姓，否则，我们新四军决不会宽恕的……

　　如梦初醒的顽乡长和乡丁们不住地点头称是，满口答应。

　　黄火星在《大江重渡》一文中回忆，他们这支突围部队渡江的起渡点是一百步村。“那是天将黎明的时分，我们从皖南突围出来的同志，为了等待江北游击队的渡船，全体隐蔽在一个空粪窖里。日本鬼子的巡逻队来了，抓住了替我们放哨的老人。他们追问他、毒打他，要他说出哪里有新四军。老人坚贞不屈，一口咬定:‘不知道!’后来，他为了使日本鬼子离开我们隐蔽的地方，背朝着我们的方向跑去。枪声响了，他英勇地倒在血泊里。”

　　在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中，黄火星率领部队正是从这一带渡江作战。他感慨地写道:“这位老人虽然不能和我们同享胜利的欢乐了，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