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简直是地窖里中枪， 他们就是要抹黑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觉得真的有一些哭笑不得。其实他（方舟子）很多所谓质疑的内容都是无中生有，甚至转了很多谣言和诽谤的内容。

　　我觉得，（这件事）岂止是躺着中枪，简直是在地窖里头中枪。他很多时候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在做这件事情。他当时决定加入麦田阵营的时候，麦田突然间不干了，他可能有一种要拿着话筒唱歌给人切了歌的感受。

　　我在某篇文章写“很痒”，他觉得你这个症状不应该是脖子痒，应该是腿痒，我觉得我怎么痒不需要他们来决定。我写到上海的医院，说上海的医院墙上有请用谢谢、不用谢等文明用语，他们说上海的医院早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没有这些文明用语了。说明这肯定是我父亲代写的。但这个是很荒谬的，我去华山医院、普陀医院到现在还是用这些标语的。所以这纯粹就是对我的一场构陷。他们其实就是已经想好了，就是要抹黑我。

　　这只是对一些不友善评论的抗议。当时所有人都在围攻我，他们都觉得你这样做是不行的，这样做是错的。而且他们没有一个人读过我当时写的这本书，后来有人问，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意思？我就觉得很受侮辱，我就说不知道。我觉得一个作家是有权不告诉他的非读者他的书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种问题本身就有一些小小的侮辱成分。

　　我的高中同学见证着我怎么样写文章，包括我的寝室同学他们是亲眼看见的。很多时候写完，我还朗诵给他们听。所以他们自发地支持我。但是无奈，这些在对方的眼里都不叫证据，都是串通好的。

　　我的手稿有1000多页，他肯定认为我的1000多页手稿是过年的时候抄出来的。我很无奈，因为我能理解他的感情。他是一个在打假上面很少会失手的人，但这两年他的行为的确有点怪。到后来，大家都开始来找茬，他们说我寄给父亲的信，很多字是写在信封上的，他们说，我这个信肯定是先撕开了以后，然后再把字写上去的，因为字到了撕口那里就停了。但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写到那，我父亲怕把那个字撕掉，所以就顺着那个字撕的嘛。谁撕信从当中撕啊？

　　我只能（对他）说，早日康复吧！

　　我很幸运我有我的手稿，我有我的笔记，我有我的证人，一方面也是正好拿到有司法鉴定的地方，可以去做一个司法鉴定。对于这些手稿的年份，对于信的年份做一个鉴定。另外一方面，我希望，法院可以判他侵犯我的名誉，因为有很多人相信我的文章是有人代写的，他是有一定的煽动力的。

　　如果我有这么多的手稿，还有很多笔记本，再加上证人都不能证明我的文章是我写的，那么让现在在电脑前工作的所有的文字工作者怎么证明？这就意味着，某一天有一个人看你不顺眼的时候，他就从你的文章里找一些茬，因为这种茬其实很好找的，然后再有三四个一样的人，三人成虎，大家以讹传讹，就很容易把这件事做实了。

　　方舟子：质疑属学术批评不违法

　　我对他（韩寒）没有恶意，是他的悬赏引起我的兴趣，然后我去看他的文章发现了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拿出来、研究他以前对自己经历的说法，他的爸爸对他的经历的说法，发现里面有互相矛盾的地方。我把它给摆出来，然后作出推理，给出一个结论。

　　他说我构陷，哪里构陷呢？我并没有捏造，我捏造所有的材料，那才是构陷。

　　他的《书店》，拿出来一看就会发现绝对是一个中年男人观察写的，不可能是一个14岁初二学生写的。

　　《求医》里描写求医的经过，对于墙的回忆，是1970年代医院的情形。1999年的上海大医院是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的。对比韩寒最近的博客文章，你读的话，是初中生的文笔，很符合他的身份。我相信最近没人给他代笔了。中央电视台《对话》那个节目，主持人问起说，三重门的书名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我忘了。”

　　如果只是有那么几个漏洞的话，就不需要狡辩，而是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堵上漏洞。这么多的漏洞，你怎么去堵？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文章不是他写的。

　　他有手稿也不能说明问题。这些手稿是非常干净的。根据韩寒的叙述，他写《三重门》，写一页就给同学看，然后就不改了，有这样写长篇小说的吗？

　　把媒体都找来，我和他，他把材料都带过来，我来跟他对峙。我也看过韩寒的一些视频资料，看了之后更让我觉得，他的那些作品不是他写的。他对文学是一问三不知的。

　　（对韩寒的系列质疑）法院是没法判断的，这属于学术批评、文学批评的范畴，通过打官司、起诉，这往往是一种恼羞成怒的办法，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学术批评、文学批评的范畴，不违法。我也没有主观恶意。

　　早报记者 石剑峰 整理

　　录入编辑：任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