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年中，光明网评论员曾在数篇文章中呼吁在公共财政预算中取消“三公”经费的设项，从财政来源上彻底断绝公款招待（吃喝）、公款出境（旅游“考察”）和公款（待遇型）用车的经费，以还原公共财政的本来面目。

　　今天媒体的一则报道，从事实的角度再次说明了取消“三公”经费乃是一件不可缓行、不容缓行的事情。《中国经济周刊》的一篇调查性报道称，现今中国礼品市场的营销额度已达到800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据研究机构应用国家统计局、商务部以及行业性数据所得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8000亿元的礼品市场中，团体的年礼品需求在2629亿元左右。即使是个体礼品需求，“为此埋单者，大多是富裕阶层，而他们的目的，往往是打通权力网络”。

　　由财政款项来“合理合法”地为官员的吃喝游玩和个人生活待遇“埋单”，这样的支出，与公共财政的原则丝毫不沾边。财政款项，一分一厘都来自纳税人的口袋，除去必要的服务费用（政府公务员法定工资福利、办公费用）之外，其用途全应在促进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上面。并且，公共财政的设项与支出，都须经过纳税人或其代表的同意。由是，“三公”经费在财政支出项目上的存在，无异是现代国家权力的“刺字”，实为公共财政的羞耻。

　　“三公”经费支出在财政上的长期存在，不仅让人们对官与民各自的权利义务界定与界限产生了麻木和模糊，更让本应通行于世的常识和公理发生了倾斜乃至倾覆。例如，在中国建立校车制度，据说需要6000亿元人民币，这“点”钱，不论按照“三公”经费的规模来说，还是按照礼品市场的年经销额来讲，都不是一个大数字。然而，就是在如此明显的对比下，硬是有“国情说”来推三阻四要迟滞校车制度的建立。显然，即使礼品市场的年营销额度不再上涨，以8000亿元的规模计，切去2629亿的“团体”需求，把这个款项用于建立校车制度，那么，只需两年多，荫及中国人子孙后代的校车制度就可以建立起来。

　　在此，“国情说”实是羞辱普通中国公众认知水平的一个说法。如果说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校车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难道如此大规模的、长期存在的“三公”经费支出就更符合中国国情？难道8000亿元的礼品市场营销规模和2629亿“团体”礼品需求支出就是中国国情的体现？以这样的“国情”，又如何在青少年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难道青少年眼见公款维养的豪华小车到处跑，竟然比自己坐上校车更能激发其爱国热情、产生爱国情怀？

　　再说《中国经济周刊》的这篇调查性报道，实际上，谁都清楚，以中国绝大多数普通公众的平均收入水平计，以中国当前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和通货膨胀幅度计，普通公众的购买能力，还远远达不到为8000亿元的礼品市场做出重大“贡献”的程度。由此，礼品市场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一种畸形的繁荣，其繁荣的曲线，也许正与腐败程度相暗合。

　　当然，在当今中国，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取消“三公”经费，不仅有认识上、利益上的阻力，也有操作技术环节的难题。但是，逐步缩小“三公”经费规模，明确缩小幅度，确定取消的时间表，却是应该完全可以办到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不可缓行，也不应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