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

　　理论的高度预见性，往往不是实践者忠实的遵循，而是在违逆者事后反思时成为触目的参照。

　　“西方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工业化的特点。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中国是绝没有可能走这条道路的，不能想像上亿农民拥入城市来发展工业，中国要工业化只能走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这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探讨中国城乡发展道路时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此论断呼应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趋势，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点。当时，费孝通为中国工业化开出的处方是“小城镇论”，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大力兴办乡镇工业，以乡镇工业巩固、促进和辅助农村经济，实现农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协调发展。

　　“小城镇论”若能忠实遵循，其利处不言自明，可以就地分流、利用和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使小城镇成为中国人口的“蓄水池”，实现农民的离土不离乡。但非常遗憾，中国近几十年的城市化发展却选择了另一条路径，弃小城镇而谋大城市、特大城市，以北上广为核心的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奠定了中国城市东重西轻的基本布局。于是，超大规模的流动人口（2011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中国现有流动人口2.6亿，其主体是农村赴城市的务工人员）每年一度在东部密集的城市和中西部广袤的农村之间冲击、倒灌，费孝通当年“不能想像”的事情成为今日蔚为大观的现实。

　　据官方发布的数据，2012年春运自1月8日始至2月16日终，客流量预计将达到31.58亿人次。时下正是春运返程期，客流屡创新高的报道持续见诸报端。

　　短短40天时间里，接近世界总人口一半的客流人次在占世界7%的土地面积上进行位移，数据对比本身让人叹为观止。这直接构成了对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运能的超负荷挑战，可以换算的是，在春运高峰之后更长的时间里巨大运能的闲置浪费。隐于这一幕背后的是，与2.6亿流动人口相对应的大量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青少年教育、老年人赡养、治安、就业、环境等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

　　中国人素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以宗族家庭为核心要素的社会结构铸就了中国人特有的血缘和地缘认同，所谓人情所愿，骨肉相附。每年春节将临，万千购票者冒严寒、顶雨雪，在车站售票大厅外排队等候的情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歌谣，摩托车上载着妻儿、捆着行囊的在泥泞归乡路上奔突的艰辛，何尝不是中国人故土情怀的寄托？

　　费孝通当年提出“小城镇论”，既是基于对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农村经济状况的清醒认识，更是对以“乡土中国”为符号的文化传统之温情关照。一如他在学术自述中所说，毕生研究皓首穷经，宗旨乃“志在富民”。而富民，既包括物质上的富足，也包括精神上的安逸。所以在费孝通发展小城镇以弥平东西部经济鸿沟的理论设计中包含着“以东支西，以西资东”的建议，即以东部的资金技术支持来换取西部的原料和能源供给，这其中并不包括人口的大规模迁徙，目的是确保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不离故乡的前提下摆脱土地的束缚，转化为生产力，以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

　　事实上，中国小城镇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确经历了一段繁荣期。那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欣欣向荣，1991年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达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乡镇企业的发展打破了“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经济结构，也打破了城乡差别等于工农差别的过往模式。但此后的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在实际操作中偏离了改革的初衷，未能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未能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客观上使得乡镇企业的竞争力日益下降。乡镇企业衰微的直接后果是吸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无法在故乡就业的人们不得已走上了赴大城市打工的道路。

　　郭亮先生曾在《东方早报》撰文指出，全国主要劳动力输出地区的小城镇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的趋势，徒具城市的外表，而无完整的经济体系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文化生态。时至日久，小城镇沦为外出打工者“候鸟生活”中的一处短暂停靠地，炫耀式栖息无论多么光鲜，都无法抵偿在大城市所积郁的失意，而念兹在兹的那份乡情也因停靠的短暂终究一去不复返。对于打工者而言，未来还是牵系于怨恨与诱惑并存的大城市，毕竟那里有着更集中的资源，更快捷的资讯和更多的机会。

　　就在笔者撰写这篇文章当日，沪宁高速发生车祸，造成2人死亡，20多人受伤，出事客车上的乘客大多都是返程民工。这群返程民工想必也怀着对大城市憧憬和对故乡的依恋，只是他们的憧憬和依恋没能安全着陆，终而成了一个伤心的个案，淹没于春运30多亿人次客流里。

　　（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