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晋

　　爱有百种，大爱无别。上海涉罪未成年人观护体系对所有在沪涉罪未成年人实现全覆盖，将无监护人、无固定住所、无经济来源(下称“三无”)未成年人统一纳入观护体系实施帮教，体现了一视同仁的“平等保护”精神。

　　一、“观护体系全覆盖”历经本土化、多样化发展

　　走进长宁区检察院的心理谈话室，清新的色调与开阔的布局，令人眼前一亮。记者对谈话室一角画板上的涂鸦很好奇:与未成年人谈话还需要画画吗?

　　“在心理测试中，需要未成年人用房、树、人三元素作画，根据他们的画作，由心理专家分析其心理状态，提出有针对性的矫治方案。这幅画上，房子上有格窗，表明他内心较为封闭，房顶上有烟囱，表明了一种逃离的暗示;人的形象呈现符号化，说明他的自我认同感较差;绿树表明他对生活还抱有希望。除了三元素之外，他还添加了要求之外的白云、太阳等元素，表明一定程度的物质化需求。这个孩子是因盗窃被刑拘，而且通过社会调查，了解到他缺乏亲情温暖，与心理测试的结果基本吻合。对于他的心理矫治，需要从亲子关系修复开始。”长宁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陆海萍介绍。观护体系的发展，观护站与观护基地两种运行模式相结合实现了观护对象上的全覆盖，心理矫护体系则是“观护体系全覆盖”在观护内容上的探索延伸。

　　观护制度源自域外经验。“观护”一词自Probation翻译而来，也有人将之称为保护观察。观护始于英国，普通法程序中法官对陪审团作出有罪认定的罪犯宣告延期判决，如罪犯宣誓承诺改恶从善，法官可以附条件予以释放，该制度演变为现代观护制度。观护兴于美国，“观护制度之父”美国人奥古斯都在18年的观护生涯中，共观护近2000人，仅有10人再犯。奥古斯都的努力，使得观护理念传遍美国。随着司法理念与社会发展的演进，观护制度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美国、日本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观护制度各有特色。

　　随着观护制度本土化，上海的社会观护体系打破“对真诚悔过的涉罪对象适用非监禁措施，使之进入社区并在观护人监督下进行帮教矫治”的狭义运行模式，呈现多样化发展:

　　——闵行区的观护体系试点最早、探索广泛。2004年，闵行区检察院依托青少年事务社工站引导建立了覆盖全区的社会观护体系。观护总站派出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的社工，定期对观护对象进行心理辅导，引导其走出心灵低谷，寻求自身改变;加强与观护对象家长的沟通，修复亲子关系;通过“团康活动”、“历奇教育”等方式，对特定观护对象展开针对性帮教，培养其团队意识、守法意识、道德规范意识等;莘城宾馆等观护基地提供实习机会，对观护对象进行工作技能培训，保证观护结束后未成年人可以自食其力、杜绝再犯。

　　——虹口区建立首家市级观护基地。世界各国在治理青少年犯罪和青少年保护实践中均倡导“共同参与”原则，重视发挥司法组织以外社会力量的作用。虹口区检察院与大型民企富大集团共建的“阳光基地”为上海首家市级观护基地。上海市人大代表、富大集团董事长袁立对记者坦言，“企业家投入人力物力参与社会观护，远不如做慈善公益活动具有广告效应，因此普遍缺乏热情。”

　　谈及他为何热心观护工作，袁立笑答，“当年虹口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和一位法学教授向我介绍了观护制度，我被此项制度的魅力吸引，更被检察院未检干部的无私精神打动。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希望，企业家亦应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力观护失足少年。”袁立一直呼吁更多的企业家、公益组织参与社会观护。

　　——长宁区的观护体系注重心理矫护。前文提及的心理矫护体系，长宁区检察院依托社会专业心理机构，在心理测试的基础上，从心理上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护。如对一名绑架杀人案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会谈、矫护时，他坦言:“由于缺少家庭关爱，对朋友的失望……我对外面的世界觉得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到哪儿都一样。”经过专业心理咨询师的矫治，该未成年人心理状况明显转变，他说:“我还是希望父母能关心我，还是对未来的世界有向往的……我现在也渴望自由。”

　　“虽然我院很多未检人员都有心理咨询师的资格，但是心理咨询和干预、矫治必须由中立的第三方进行，这样未成年人才会敞开心扉说出心底的话。”陆海萍对记者说。

　　二、“观护体系全覆盖”与未检特殊程序相辅相成

　　未检工作与社会观护并非泾渭分明的两条线，而是在各个诉讼阶段不断交汇，每个交汇点都是一道保护未成年人的特殊程序，共同编织出“观护体系全覆盖”的美丽“中国结”。

　　观护体系最初是作为一种刑罚替代措施出现的，与观护相关的特殊司法程序和机制是观护体系的题中之意。

　　——观护体系填补了取保候审期间与结案后的帮教空白。观护站与观护基地相结合，实现了观护体系在观护对象上的全覆盖，将上海涉罪未成年人全部纳入观护体系之中。

　　“我在这里很开心，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师傅们对我很好，像亲人一样。我可以上网，请假后可以自由出行，都不受限制。帮教师傅工休的时候，还会讲他们的经历给我听，我知道自己赶上了好时候，如果在过去我可能就要坐牢，而现在只要好好接受帮教，我就能重新做人。”记者在“阳光基地”见到了正处于诉前考察阶段的观护对象小龙(化名)，他用质朴的语言叙述了接受观护的经历。当考察期满，帮教师傅会出具《诉前考察教育意见书》，检察机关根据观护帮教结果，可以对他作出不起诉决定，也可以请求法院从轻、减轻处罚，适用缓刑。

　　——观护体系与非羁押措施可行性评估互为保障。早在2002年，上海市未检部门就提出树立“不捕为原则、逮捕为例外”的未检工作理念。为执行上述理念，非羁押措施可行性评估制度应运而生。记者了解到，该项评估借鉴了英国的“审前羁押评估”制度，具体操作很复杂，要考虑四个方面因素，即“犯罪行为性质、本人成长经历、家庭监护条件、社会保障条件”。

　　“评估信息统计之后折合分数，分为高、中、低风险。高风险必捕，中风险继续考察，低风险则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该项评估综合了社会调查、心理评估、观护条件评估、听取律师意见等多种机制，检察官需要参考多方面因素进行裁量，并报检察长批准。”上海市检察院未检处副处长吴燕介绍说。观护体系全覆盖为适用非羁押措施提供了有力支撑。

　　——观护体系与禁止令相互配合。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对未成年人适用“禁止令”，长宁区属全国首家。两个有夜间盗窃行为的未成年人，非经帮教观护的社工或家长同意，被禁止在外过夜、禁止接触同案犯。观护体系有效实现对禁止令执行的监督，禁止令同时促进观护效果的巩固，有效戒除盗窃的行为。

　　——刑事记录封存制度有效延续观护效果。上海未检部门的刑事记录封存制度与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异曲同工，都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延伸保护，拒绝歧视和差别对待。不过，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并不妨碍用人单位直接向司法机关调取涉罪未成年人的涉罪信息。而刑事记录封存则具备更完善的保护力。以浦东区检察院为例，对于不捕、不诉的涉罪未成年人，未检科对其罪错信息进行封存，非经检察长批准，外部人员不得查询。目前，上海全市检察机关已经普遍推行刑事记录封存制度，并且努力引导公安机关同步封存。

　　三、“观护体系全覆盖”撑开未检工作新天地

　　观护体系实现全覆盖，显著提升涉罪未成年人非羁押率。

　　——立足观护体系，探索“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机制。大部分在沪“三无”未成年人接受讯问时没有监护人陪同。为解决此问题，上海未检部门探索“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机制。在未成年人接受讯问或审判，其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时，依法由办案机关通知负有未成年人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选派符合一定条件的成年人，作为“临时家长”到场“旁听”，并履行对未成年人的沟通、抚慰、教育职责。合适成年人范围包括观护体系中的社工、观护志愿者、共青团干部等。

　　“法律援助律师不宜作为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因为律师作为辩护方，并不能完成合适成年人参与的功能设计，有可能受到职业影响，丧失中立。”上海市检察院未检处处长樊荣庆特别强调。2010年5月12日，上海市高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共同制定《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将该机制进一步制度化。

　　——依托观护基地，探索“无利害关系第三方担任保证人”机制。2011年1月，面对罪行轻微、认罪悔罪表现好，但是无力缴纳保证金也无法提供保证人的涉罪未成年人，为最大限度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闵行区检察院进行了上海市首例“无利害关系第三方担任保证人”的探索。

　　莘城宾馆观护基地为未成年人提供食宿和帮教观护，由宾馆负责人充当保证人，为观护对象办理取保候审。同时，观护站社工每周定期与未成年人交流，进行帮教矫治，配合进行观护。该项探索，可有效提高来沪“三无”未成年人的非羁押措施适用率。

　　——总结观护程序，纳入法制化轨道。无论是核心内容还是最新探索，社会观护体系最终必须纳入法制化轨道，才能保证其运行的规范化。据悉，上海市检察机关正以上海市人大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为契机，努力推动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工作法制化，充分发挥上海社会管理基础好、法律监督环境优、社会化管理程度高的优势，促进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来。

　　“上海经验”——以工作模式专业化为起点，以帮教力量社会化与观护体系全覆盖为核心，以特殊程序、机制为保障，构成了平等、细致、高效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管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