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坤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禁止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下称《规定》)，对禁止令的适用和执行进一步作了规定和细化。但刑事禁止令制度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如对禁止令执行的监督问题，公检法司各部门的职责分工等。笔者认为，当前的禁止令制度存在的最大不足在于，虽然对行为人违反禁止令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详尽的规定，但刑事禁止令的相关规定毕竟涉及到行为人的基本生活和自由权利，对行为人不服禁止令的，应当明确规定相应的救济途径。

　　1.当前，尽管禁止令是以判决的形式作出的，但是其性质决定了不能进行上诉、抗诉、再审或者改判。对法院应以何种形式作出禁止令存在争议，但是从刑法修正案(八)第十四条中“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或者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令，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的规定可以看出，立法者将禁止令作为判决中的重要内容。按照通行的观点，禁止令不是一种新的刑罚，而是对管制犯、缓刑犯具体执行监管措施的革新。由此可见，禁止令依附于管制刑或者缓刑而存在。刑事判决书是解决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文书，禁止令是在法院已经对行为人在根据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作出管制或者缓刑判决的基础上作出的，解决的是当事人附属性的权利和义务。对法院管制刑或者缓刑的判决，行为人可以采取上诉或者申请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抗诉，上级法院也可以撤销下级法院作出的判决，发回重审或者直接改判。但如果对判决中管制刑或者缓刑没有异议，而单独对禁止令存在异议，则上述救济途径不能适用。一则，禁止令的附属性决定了其不能脱离管制刑或者缓刑而存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没有自身的价值;二则，禁止令毕竟是对管制刑和缓刑的执行措施，是在判决中附带解决当事人禁止实施某种行为的指令或决定，如果因为禁止令而上诉、抗诉，会影响管制刑或者缓刑的生效，繁琐的程序又会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不符合司法经济的要求。

　　2.权宜之计应当是规定行为人不服禁止令申请复议的权利。禁止令的规定直接涉及行为人的切身利益，本着“有权利就有救济”的原则，笔者认为应当赋予行为人不服禁止令的救济权利。《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宣告禁止令，应当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原因、犯罪性质、犯罪手段、犯罪后的悔罪表现……有针对性地决定禁止其在管制执行期间、缓刑考验期内……”由上述规定可见，禁止令类似于一种法律决定或命令。基于此，笔者建议借鉴行政复议法中的相关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判决生效期限内，以书面的形式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上一级法院可以采取书面审的形式;上一级法院复议期间，不停止判决的执行。

　　3.从长远来看，应当将禁止令作为一种单独的裁判文书，赋予其救济途径。无论是刑事判决书还是禁止令，二者都是解决实体权利和义务的文书，禁止令是补充刑事判决书的实体问题，也是基于此原因，刑法修正案(八)将禁止令作为判决书的一部予以明确。但禁止令也具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禁止行为人不为一定的行为，其与判处刑罚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内容和法律效果。禁止令独立成为一种法律文书，与判决书分别制作，并赋予其与判决、裁定不同的救济途径，将对保障人权和促进司法改革起到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