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夫

　　古今中外，人们努力以各种办法防治腐败，不懈追求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但腐败易发多发频发的现象仍此起彼伏。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一书，对17—19世纪中、英、美等国公认的三段腐败高发期，进行了富有新意的实证研究，提出了须对腐败进行顶层治理以维护执政安全等一系列新的理念和思路，为我们加强和改进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该书敏锐地注意到，传统腐败(掠夺型腐败)在17世纪我国明朝爆发，权力经济和商业经济(资本主义萌芽)交错，从顶层的万历皇帝、首辅大臣到底层的宦官、胥吏，从巨商大贾到市井小民，在“金瓶梅化”的贪婪奢靡和腐败狂欢中，陷入“历史周期律”。转型腐败(过渡型腐败)在18世纪的英国博弈生成，国王乔治三世为了操控议会，亲自搞贿选，“王政”、政党和资本三种力量首度交会于工业革命的大熔炉，贵族秩序依然存在，但金钱重于血统已经成为新的基石。现代腐败(发展型腐败)则是到了19世纪的美国，由格兰特总统引发的任人唯亲的泛滥，其任命的“腐败内阁”丑闻不断，美国社会在造就高速发展中，也迎来了贫富差距和道德沦丧的顶点。如果把17—19世纪中、英、美三国的腐败高发期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个从掠夺型腐败向发展型腐败过渡的历史轨迹。我国明朝的掠夺型腐败，是农业文明社会和君主专制政体下传统腐败的代表，核心是不加掩饰地掠夺和征敛。美国的发展型腐败，是市场经济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下新型腐败的代表，核心是在貌似民主公正的竞争中，垄断了发展的资源、机遇和利益。而英国的过渡型腐败，则恰如这两极之间的过渡形态，国王专制滥权和商人垄断特权兼而有之。

　　该书从私有制的形态变化、生产力的革命升级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宏阔视野中，寻找腐败高发和演化的规律，提出了现代腐败的“美国原型论”。从18世纪的英国到19世纪的美国，资本主义完成了从经济到政治对封建制度的全新跨越。恰如其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是在18—19世纪“奠基”一样，现代腐败以资本配置权力为核心特征，其趋于“完形形态”的政党腐败、司法腐败、立法腐败、行政腐败、金融腐败、选举腐败等具体表现形式，在这一时期更趋典型。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兴起的过程，以及利益最大化、资本特权化等经济性动因，对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腐败演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现代腐败可以看做是自英国开始转型，并在美国最终定型。

　　20世纪末，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出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宣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构成“历史的终结”。在苏东剧变的国际大变局下，“历史终结论”在西方政治学领域制造了一种重要的话语环境: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最高形式，历史“终结者”可以对别国的发展道路颐指气使。但《走出腐败高发期》一书，通过大量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19世纪以来，英、美等国之所以能走出腐败高发期，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权力分立、政党竞争乃至舆论开禁等政制层面，而是在由传统国家向现代“财政—军事国家”转型中，依靠两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容量和发展活力，“对冲”了因腐败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和严重矛盾对立，特别是为实施收入调控、税制改革、社会保障等救济措施，赢得了政治运作空间。因此，我们看到英美两国既在18—19世纪人们对腐败的特殊宽容度中，收获了国家成长的特定“腐败红利”，又赢得了在20世纪的某种国际道德优势和舆论强势。

　　人类社会腐败高发期的历史表明，西方不仅不是腐败的历史“终结者”，而且还在腐败高发期的历史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相反，腐败的历史从未被终结，铲除腐败也从未停歇。该书指出，如果说确有什么腐败治理模式的话，其重点既不是所谓的“宪政制度的胜利”，也非所谓的“西方经济的崛起”，而恰恰是政治顶层和统治集团始终保持了国家的完整、政治的传续和社会的黏合。因此，搞清楚英、美等国走出18—19世纪腐败高发期的历史脉络，对于我们牢牢把握国际反腐败合作和对外传播的话语权，加强公众舆论引导和社会心理调适，防止由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等原因造成的“腐败泛化”心理，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走出腐败高发期》

　　高波 著

　　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