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蔚冈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进入城市。与此同时，却有另外一样东西是从城市转向农村：那就是垃圾。而从城市流出的垃圾，正在成为破坏农村环境，进而影响农村卫生的重要污染物。《人民日报》近日的一则报道引用湖南常德市统计局的数字称，2009年该市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达到了259.3万人，占农村人口的50.9%，2006年为131.9万人，三年内翻了将近一番。

　　为什么饮水不安全的人口会增加？根据这篇报道，似乎这一切都是因为城市垃圾向农村转移的缘故。

　　当然，引起农村饮水不安全的因素很多，城市转移出来的垃圾是一个原因，但并不见得是最主要的因素——农村本身就存在的工业“三废”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可否认，城市垃圾也是一个因素。

　　其实，垃圾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并不是现在才开始。一直以来，垃圾场都是建在农村，而不是建在城市。原因很简单，因为农村的人口密度低，因为垃圾场而受到影响的人群会比较少。为什么现在农村会感受到城市的垃圾向农村转移？那是因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物质生活的丰富，原先的垃圾场已经解决不了现在日益增多的垃圾，必须另寻新址建设垃圾场才能够处理好这些垃圾。

　　越来越丰富的物质生活，必然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垃圾，如何处理垃圾，或者说如何建设一个好的垃圾场，已经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何建设一个更为安全的垃圾场？在我看来，大概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考量：一是实体，二是形式——或者说是程序。

　　从实体角度的考量，大概有以下几个要素是要考量到的。首先，垃圾场周围的居民要少。更少的居民，意味着垃圾场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就会降到更低。同时，更少的居民还意味着一旦垃圾场对周围居民的健康产生损害，那么所需要支付的成本也越少，当然，建设垃圾场所需要的搬迁成本也会降低。其次，在垃圾处理技术上尽可能先进，这样有助于减少垃圾场对周围环境的不利影响，保护居民的健康。当然，还有一点不可或缺，那就是垃圾场建设要尽可能经济，也就是说性价比要高。如果一个垃圾场的运营成为当地政府和居民的巨大财政负担，那么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济于事。

　　但是，仅仅从实体角度上考量垃圾场的建设并不够。原因也很简单，谁都不愿意自己家门口有一个飘有恶臭的垃圾场。尽管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垃圾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会逐步降低，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在自己家附近有个垃圾场，总是在心理上感觉不舒服。于是，如何让人接受垃圾场的选址，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现代中国，甚至是最为重要的问题。2009年广州番禺引发的垃圾焚烧厂建设风波，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例。

　　社会需要处理垃圾，个人产生垃圾却回避垃圾场，因此，两者之间的冲突需要通过一个良好的程序予以解决，而这个程序的核心，就在于如何协调垃圾场附近的居民利益，让社会利益和居民利益之间达成一个最大公约数。

　　一个大致可以期待的程序是，在建设垃圾场的初期，通过专家的参与选择一个对周围环境压力尽可能少的地区，然后通过公众参与来表达对此选址的意见。毫无疑问，那些靠近垃圾场的居民会反对这个选址，而那些远离垃圾场的居民会支持这个选址。就此而言，那些靠近垃圾场的居民承担了相关财产上的损失，那么政府就应该给这些居民予以经济上的补偿——没有理由让一个整体上有助于提供公共福祉的成本由社会的极少数人承担。

　　但是很遗憾，目前在有关垃圾场选址和建设的过程中并未出现相关的场景，有的只是官家的单方面决定，不说对受到垃圾场影响的居民进行补偿，就是垃圾场在运营过程中的技术标准也未达标。就像该篇报道所说的：“露天垃圾集中填埋场已有10多米高，场地未见任何防护措施，附近到处是飘落的废塑料袋，旁边就是稻田和藕田。填埋场附近的几户朱姓居民告诉记者，夏天时这里恶臭熏天、蚊蝇成灾，即使在冬天也能闻到臭味。”遑论对周围居民的经济补偿了。

　　那么，在目前程序未尽完备之前，如何解决城市垃圾侵袭农村的现实？如果存在一个明晰的产权市场，完全可以通过对垃圾收费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价格发挥作用，那么垃圾场也可以成为为居民创造利益的工具。据说在国外有很多地区还要竞相欢迎垃圾场，为何？因为建设垃圾场可以带动很多财政收入。但很遗憾，这个问题在中国几乎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农村的土地可以通过征收变成国有，成为倾倒城市垃圾的场所。

　　也正是如此，才会有很多农民发出这样的一个感慨：“他们凭啥把垃圾堆在我们家门口？农村人就不是人了？”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