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伟

　　韩寒与方舟子之争，已经引发强烈的社会关注和连锁反应，案件虽然还没有正式进入诉讼程序，但问题的焦点似乎早已众所周知。此前，也有一些案件涉及“名人”甚至他们的个人隐私，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持续关注。由于案件“社会关注度高”甚至被认为“过度敏感”，有些法院就会显得格外慎重，在立案审查、庭审、合议和审判、执行等环节上，似乎都会出现某些“异样”，个别案件甚至出现受案法院以种种理由推诿，最终不予受理，呈现“雷声大、雨点小”，对社会没有一个说法和交代的状况。有些案件即便作出了最终裁决，在诉讼程序的合法规范、证据规则的科学运用及裁判理由的充足说理等方面，都依然存在着较多可以指摘的问题，难以起到“示范”和确立行动规范的作用。

　　正当的文艺批评与名誉侵权、新闻报道与造谣诽谤，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界限争议由来已久。虽然，就具体个案而言，不同的案件情节自有它们各自的特点，也可以“个别化”地作出不同的处理，但其问题的实质却依然是言论自由(社会批评、监督和公众知情权)与个人权益(特别是人格名誉权)保障的关系及其合理平衡问题。因此，它绝对是一个应当“以小见大”，虽涉及某一个特定个人、特定事件，却必须立足于更高层面的宪政和社会发展的立场，去加以思索和判断的问题。

　　尤其是面对名人效应突现、案件所涉问题敏感、社会关注度极高的诉讼案件，我们的法院确实需要认真、慎重地对待，应当有知难而进、勇于面对和善于破解“难题”的勇气。应当看到，法院这样的公共机构，其实就是为了化解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所设，法官本身也应该是一个处理社会“难题”的职业。所以，面对已经形成纠纷并提起诉讼的案件，法院必须有足够的社会担当，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有理有据、具有说服力的处理。唯有如此，才能厘清是非曲直、平息具体纷争，并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传播先进法治理念和裁判规则，为未来人们的同类行为提供规范指引，促进社会利益的平衡与健康发展。

　　在司法介入学术、文化、新闻、科技领域纷争的问题上，“慎重”和“科学”的态度不可或缺。其慎重性，通常表现为司法的被动性，也就是不主动介入，实行“不告不理”原则；一旦受理，则必须依法进行规范化审理，不能超越法律或者违反规则进行裁判。而科学性，则是指在司法过程中对案件的实体处理，必须充分顾及学术研究、文化创作、文艺批评新闻报道、科技创新、网络传播的基本原理和工作特性，裁判结果不能违反其内在规律。否则，顾此失彼不仅不利于学术创新、文化繁荣、科技发展和公民知情权、批评监督权的实现，还会助长学术腐败、不正之风，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特别是对于那些已在网络、媒体上“摆事实”、“晒证据”、“亮观点”，并且报道、评论聚焦集中的案件，在具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时，相关法院必须坚守程序规范，按照相应证据规则“按部就班”地进行审查，对具体“事实”依法进行审查、取舍，并就行为人的目的、对当事人的影响等作出科学分析和合理推断，使裁判结论真正建立在可靠的法律事实的基础上。

　　考虑到相关案件的重大社会影响和专业性特点，笔者建议，在具体案件的级别管辖上可以进行突破，依法可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同时，也可以聘任文化界、评论界若干人士担任陪审员，共同参与案件的审理，使案件的审判过程体现更多的专业性，也能使未来可能出现的裁决更多一些说服力和接受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