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燕燕

　　杨斌，广州市检察院反贪局职务犯罪预防处检察官。因在“周模英溺婴案”中发表为“被告求情”的公诉词而倍受舆论关注。

　　趁着寒暑假，杨斌会把周模英的两个孩子带到广州来玩，原来沉默寡言的两个孩子慢慢有了笑容。

　　□一个女囚和她的检察官的故事，一个看似悖谬的事件，让原本默默无闻的杨斌，一夜成名。

　　□两年多的时间里，杨斌又时时处在争议中，其办案风格随着周模英案被舆论聚焦。

　　□在饱受非议的那段时间里，她开始去学跳舞，甚至潜心去学心理学，“学着调整自己，慢慢变得平和起来。”

　　□“当你去质疑一切的时候，你能不能告诉世界，什么是对的？”

　　□杨斌也深知自己这种风格的公诉词是与潮流不符的，她甚至在微博上直言不讳地请喜欢“八股套语性公诉词”的朋友回避一下。

　　□“帮助被告人这一点可能是被媒体放大了。在公众的认识里，觉得公诉人是指控犯罪的，他应该代表被害人一方，为被告人说话就是不正常的。”杨斌说，这是对公诉人立场的一个误读。

　　2012年1月15日，站在“2011年度中国正义人物”颁奖典礼的舞台上，杨斌流下了眼泪。作为一名检察官，或许从未有一位同行和她一样，同时承受了这么多赞誉和非议。

　　从女囚开始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漂亮得令公诉人不忍多看，她来到这个世界，只有短短不到9个月，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来得及起。作为本案的经办人，虽然我从未见过她，但我仍然为她的命运而感叹而痛惜，但愿她已经上了天堂，但愿她已经化为天使，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在“周模英溺婴案”的公诉意见书中，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杨斌这段饱含深情的话，被媒体广泛转载。

　　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以指控犯罪为己任的公诉人当庭为被告人请求法庭从轻处罚，这是极少见的事情。公诉人杨斌一番“求情”的话，使得舆论大哗。

　　而杨斌做的，远不止这些。在对周模英的救赎路上，杨斌几次只身一人从广州跑到江西，动用了一切自己可以动用的“体制资源”，解决了周模英家的宿怨，解决了他们的住房，把周的一双儿女照顾得妥妥帖帖。

　　一个女囚和她的检察官的故事，一个看似悖谬的事件，让原本默默无闻的杨斌，一下子成名了。

　　赞誉和非议

　　这几年，杨斌一直生活在荣誉和争议的漩涡里。

　　一方面，被媒体报道后，杨斌收到很多对她表示鼓励和赞誉的信，甚至有老百姓跑到检察院，给她送锦旗、送花。杨斌也被请到很多地方，为新进的检察官培训授课，她的报告会上，曾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有人将她称为检察人的骄傲。

　　另一方面，两年多的时间里，杨斌又时时处在争议中，其办案风格随着周模英案被舆论聚焦。有人在杨斌的个人微博上留言:“公诉人不是社会学家、不是慈善家、不是政治家，杨斌是个好人，但她不适合做检察官，她更适合到民政部门、到慈善机构、到妇联去工作，她更适合做律师、做牧师。”

　　杨斌回应说:“这个社会多一个像杨斌这样的律师、牧师意义不大。公诉人在担当法律责任的同时，还应当担当社会责任;在追求办案的法律效果的同时，还应当追求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要做到这一点，公诉人必须具有社会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慈善家的悲悯情怀，政治家的担当和胸怀。从这个意义上说，公诉人虽然不是社会学家、不是慈善家、不是政治家，但却应当担当社会学家、慈善家、政治家的责任。”

　　曾经的杨斌，因为办案压力大，每天下班进家门之前都要在楼道里哭一会儿。在饱受非议的那段时间里，她开始去学跳舞，甚至潜心去学心理学，“学着调整自己，慢慢变得平和起来。”

　　杨斌说，自己现在已经可以坚强并且乐观地面对一切质疑。她甚至从争议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她开始反思，在所有人都在质疑的时候，有没有人能够站出来做一个示范，“当你去质疑一切的时候，你能不能告诉世界，什么是对的?”

　　“非主流”公诉词

　　杨斌的微博有2500多个粉丝。因多有人问及周模英案，虽然明知其做法颇受争议，但杨斌仍将该案的公诉意见书全文贴了出来。

　　在这份2000字的公诉意见书中，杨斌费尽笔墨道出了周模英溺死亲生女儿事件背后的伤痛。

　　“悲剧已经发生，伤痛也许永远都无法愈合。很显然，无论什么样的惩罚都无法挽回被害人的生命、弥补被告人的罪过。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什么样的判决都不过分。但是，家中的孩子和老人依然等待她去照料，没有妻子和母亲的家庭即将崩溃。因此，综合全案情节、本案的复杂原因、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悔罪表现及其家庭的具体情况，鉴于被告人一直安分守己，克尽母亲的责任，其并不是一个本性恶的人，只因一时冲动想不开才做了蠢事，公诉人提请法庭在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

　　没有中规中矩的法条讲解，没有严丝合缝的证据论证，甚至没有当庭痛陈被告人的“罪状”，杨斌式的公诉词，更多的是对问题根源和社会现象的挖掘和思考。这样的公诉词，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有人叫好，更有不少人提出异议:“开庭审理案件毫无疑问是一种司法活动，既然是司法活动，不管是公诉人还是辩护人，都要立足于司法的视角去论证问题。”

　　“作为一个检察官，应尽量淡化个人色彩，注意坚守职业边界。”其实，杨斌也深知自己这种风格的公诉词是与潮流不符的，她甚至在微博上直言不讳地请喜欢“八股套语性公诉词”的朋友回避一下。

　　“非主流”公诉词一经面世即遭非议，而对于从检20年、有12年公诉工作经历的杨斌来说，这种风格的形成也是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

　　1992年，大学毕业的杨斌，进入广州市花都区检察院，从事后勤文字工作。由于表现突出，1998年，杨斌被调入起诉科。

　　那个时候，站在公诉门槛观望的杨斌，了解到的公诉词“套路”是罗列证据、宣讲法条、揭示被告人恶行，对被告人提出希望等等。“这样的公诉词流于形式，流于表面，法官不愿听，被告人不愿听，旁听的群众也不愿听，更何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一段短暂的实战观摩后，杨斌被“赶鸭子上架”，虽然她也开始描摹被自己称为“八股”的公诉词，但她试着慢慢加入自己的东西。

　　两年后，爱好文学的杨斌的公诉词自成风格。“我的公诉词注重的是个案的针对性，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控辩焦点;二是分析案件折射的社会问题、社会现实，凸显其现实意义。”

　　杨斌称她办理案件的一贯态度是“繁者更繁，简者更简”，对于有争议的观点，她在公诉词中绝不回避;而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认罪、既没有控辩焦点也没有典型社会意义的案件，她的公诉词又极其简单，“没废话、套话，基本上不超过两分钟。”

　　这样的庭审，用杨斌的话说，就是她在法庭上发言时，台下绝对是“鸦雀无声”。

　　非议的漩涡

　　2004年，通过遴选，杨斌进入广州市检察院，继续她的公诉工作。

　　从在贫困生活逼迫下溺死亲生女儿的周模英，到为讨薪而烈火焚身欲与工头同归于尽的农民工高玉山，公诉人杨斌的悲悯之心溢于言表。

　　“由于没有技能、缺乏文化，不少农民工只能从事简单的手工劳动和体力活。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建设，离不开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然而，他们吃苦受累，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换不回平等的对待……对于在工地上挥洒了大半年汗水，急切地盼望拿着这些钱回家过年的被告人高玉山而言，这些血汗钱也许就具有与生命同等的意义……作为一名公诉人，我无法不去抨击高玉山的极端行为，但同时，那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人，他们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他们是否也同样应该受到道德、良知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这是农民工高玉山追讨欠薪故意杀人案的公诉词。“我不想也不忍发表诸如‘农民工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的空话。”虽然再次陷入争议，杨斌依然执拗地坚持自己的想法。

　　屡屡为被告人“求情”，杨斌因此无法挣脱非议的漩涡。有人指责这是滥用公权力的同情，也有人说这是法与情的混淆，甚至有人奚落说:“律师都希望遇到这样的公诉人，自己都不用开口讲话了。”

　　“在尊重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一个案子办下来，能够让律师敬佩，让被告人服气，何乐而不为?让有罪之人认罪服法，安心服刑，这难道不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法律效果之一吗?”

　　事实上，杨斌并不喜欢“为被告人求情”这个说法。在她办理的上千件案件中，她也为被害人做了很多工作。她曾经为他们四处奔走讨要赔偿，对那些因为经济拮据请不起律师的被害人，杨斌还会事无巨细地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走法律程序。

　　“帮助被告人这一点可能是被媒体放大了。在公众的认识里，觉得公诉人是指控犯罪的，他应该代表被害人一方，为被告人说话就是不正常的。”杨斌说，这是对公诉人立场的一个误读，“公诉人代表国家出庭公诉，不是单纯代表被害人的利益，我们首先维护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兼顾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利益。”

　　杨斌说，这种角色定位对公诉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办任何案子，都要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而要达到这种要求，唯有基于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当你愿意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的时候，你会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是不是还可以再多做些什么?”

　　■对话杨斌

　　问:周模英案是您转变办案风格的开始么?

　　答:世界上任何事物或者现象，都不是孤立的，一个人，做了一件什么样的好事，不可能是突然转变了，而应该看他平时是一个怎样的人。如果我平时是一个特别冷漠的人，我不可能在周模英一案的办理中展现一个性情迥然不同的杨斌。

　　问:您被称为“花都区检察院最无情的人”?

　　答:据说有一次，我经办的一宗案子的当事人辗转托人想找我说情，不知怎么托到了一位警察那里，他一听说是我经办的，赶紧劝这位当事人:“别费心思了，找她没用的，她是花都区检察院最无情的人。”后来才知道他们给我起了这么个外号。

　　问:有人说，您为被告人做这些事情虽是善举，但已经超越了公诉人的角色定位。

　　答:我父亲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他常爱和我念叨，“公门里头好修行，朝廷里头好办事”。你看看你多幸运，别人想帮都帮不了，你有机会有条件去帮，别人帮一个人就只是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就只是一件好事，你帮一个人的效果等于别人帮一千个人，做一件好事等于别人做一千件好事，要珍惜、要多积德。

　　问:微博上有很多对您的质疑。

　　答:争议本身就代表着进步，有争议是件好事，因为争议意味着关注，探讨，反思，总有人会从中得到启发和勇气。一直以来，我以为自己就是旁人眼中的“另类”，以为只有自己才会有那么多奇怪的想法。微博让我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人，都有着和我一样的想法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