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广州市将恢复婚检”，在日前召开的广州市卫生工作会议上，该市副市长贡儿珍透露了这个消息，表示这项服务不仅针对户籍人群，还有常住人口，目的是更加重视优生优育工作。（据2月23日《羊城晚报》）

　　又看到有地方恢复婚检，想必又会引起一番争议。是现实倒退，还是时代进步？是钳制自由，还是践行责任？联系相关背景，不难发现，广州恢复强制婚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盲目冲动，而是经过慎重决定的。

　　2003年10月，中国取消强制婚检，当时被赋予太多意义，诸如尊重人性、自由、权利之类的溢美之词，都曾拿来说事。然而，仅两年以后，黑龙江省率先恢复强制婚检，当时招致种种批评，或被指斥是“制度倒退”，或被质疑为“变相谋利”。不过，这些声音并没有对取消强制婚检的反思，其中新生儿先天性缺陷增多就是重要原因。

　　广东酝酿恢复强调婚检已久，在2009年广东省“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建议广东应先行实施强制免费婚检。现在，这种建议在广州市落地了。强调婚检是否有悖法律，这个容易厘清。尽管当年《婚姻登记条例》中不再有要求强制婚检条目，但在《母婴保健法》中还是保留着相关要求。常识表明，法律效力高于行政法规，恢复强制婚检当然可以获得制度支持。

　　还有很多人会拿“婚检”和“孕检”比较，认为婚检作用被过度神话，强化孕检才是最务实做法。这个观点容易获得支持。然而，客观事实表明，在失去婚检这种预防残疾和缺陷婴儿出生的第一道防线之后，情况不容忽视。即便把这种生理检查“后置”到怀孕这一步，检查内容也偏多指向女方那一面。加上受传统伦理心理影响，“生米煮成熟饭”这句俗语，在盲然结婚之后，很多时候煮出的是夹生饭，也会有人选择认命，被动接受。

　　其实，婚检与孕检的区别，从来都不简单只是个生理体检问题。男女双方在婚前彼此不能拥有对方身体健康的知情权，会孕育出种种社会问题。有人会说，强制婚检是小好处，取消婚检有大自由。可是，过度注重个体私权名义下的自由，会不会让其他人或者社会支付更大代价，值得思索。当一种个体自由可能妨碍到社会自由或者公民权利，就必须慎重对待，甚至加以限制，这才是理性负责的。至于说到强制婚检可能存在谋利现象，这就是管理问题了。免费婚检的主张，就很值得听取。

　　简单例举两个事例。不久前，媒体报道南京某高校29岁女博士婚前很欣赏丈夫传统矜持，然而，平时从不越雷池半步的“君子”在婚后被发现是性无能，这位女博士只能选择离婚；前几天，有消息说，一对“闪婚”夫妻在登记后，丈夫才发现妻子是艾滋病患者，无奈之下诉诸法院要求离婚。显然，如果有婚检这样一道过滤器，这些社会悲剧，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而类似此类的情况，可能带来种种社会悲剧与安全危机，都不容忽视。

　　中国婚姻发展到今天，绝不再只是一件生儿育女的事，而是维系着人们幸福情感的一种家庭模式，更是维护社会自由与公共安全的一条纽带。强制婚检对个人自由实现当然不是最好的，但在孕检无法真正代替婚检的情况下，谁又能轻易否认，恢复强制婚检本身赋含的纠错价值呢？谁又能说这不是对更大自由与安全的一种负责之举呢？